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篇(9)

　　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的组织，而且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和文化围剿。作为讨论刚刚发生的历史的著作，陈恭禄不敢也不愿替共产党张目。陈恭禄的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对共产党的革命持否定态度，主张中国走西方国家之路，同时，他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判断，也影响了他对共产党的评价。他书中的第十七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续前）在出版前遭到国民党审查机构的删改，有些观点不一定是陈恭禄的，但总体来说他不赞成共产党。他认为五卅运动“外人以反英为仇外运动，由共产党主持。共产党之活动，吾人今不可讳，苏俄各地捐款接济罢工，第三国际势力谋利用事机驱逐英国势力出于中国，均属信而有征，此乃一方面而言；中国久受列强之凌辱，中外待遇之不同，屈辱已久，爱国思想之油然而生，亦其根本原因也”[][52]。他认为共产党“操纵工会农民协会，顾除破坏而外，多无工作，其人盖多不能明了中国之情状、经济之问题、工人之生活、农村之需要，而徒造成游民专制之社会”[][53]。他称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事变为清党，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是“共产党于广州暴动，利用大军出战故也，联合军队、土匪2000人并得俄副领事协助，纵火劫掠广州繁华之街市，焚毁殆尽，军队奉命回援占领广州，大杀暴徒，死者约2000余人”[][54]。他称蒋介石剿共为“剿匪”，认为“剿平匪患将为时间问题”[][55]。

　　通观陈恭禄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他是非常失望的，他描写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中国造成军人掌握政权局面，“中国政治实状，知私而不知公，用人全无一定标准，多其亲左同乡，其受委任者非由于政府之选择，乃受私人之引荐，忠于私人远过于政府，此为造成私党养成军阀之一要因”，“北伐之意革命军死者五万余名，伤残者约逾万人，合拒战方面死伤计之盖逾十数万人。所得之结果如此，能不痛苦耶？”，最后他借梁济之言：“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败坏之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唆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各人而破坏大局，转移无定，面目腆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丝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56]

　　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结，陈恭禄对于当时中国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内政方面，“今日政治上急务，首在中央权力达于各省，统一方法，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苟势力达于各省，任何代价之下胜于武人割据，互相猜忌，拥兵自固，榨取于民也；次则开放政权，许民参政，盖民众与政治无关，虽由于历史上之遗传，而武人政客劣绅，假造民意，阻挠民治之发展，政府且无善意扶持拥护之决心，实其失败之最大原因。吾人希望倾向于逐渐改革，凡有选举权者，皆善使用，不为他人利用，庶使民众知其与政治关系，而政府力量即为民众力量”，“维持治安为政府存在之根本理由，当以全力剿平匪患”[][57]；“领袖人物互相谅解，政治不以兵力为解决之途径，而能大事裁兵，减轻人民负担；政治采取商业之原理，裁去駢枝，汰减冗员，组织机构，趋于简单，人员各有所事，政费大可减省；发展生产事业，以军政费之一部分移作实业之建设经费，增加人民富力”[][58]。在外交上，“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非一人一事之咎”，不能“徒逞一时之意气”，遵守国际间之条约，外交问题解决，主要依托于内政解决，而政治问题解决关键在于“了解环境，认清事业，并能以诚挚之态度，光明之手段解决”，领袖人物，英杰之士、士大夫阶级应该肩负起责任来，这样中国政治才能走上常轨，中国复兴才有希望。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他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实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且他在书中，直接对现实社会进行研究，而且通过提出他自己改造中国政治的主张。因此，他虽然主观上，想“客观”研究历史，以写“信史”为目的，但他所献身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和主体毫无例外地与各种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构成了从各自的阶级立场上来观察社会生活过程的可能性。马列主义科学公开承认研究的主体从属于由学者的党性所表达某一阶级的利益”[][59]，在阶级社会，“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或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60]。所以他著作中强烈的现实性，使他鲜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立场表达出来了。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学者，他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也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他看问题的态度是以中国是否能成功的演变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为基点。他的著作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当他从历史介入现实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会使他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但在内心，对中国社会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国民党，也不将理想寄托于共产党，他希望走一种两党之外道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反映了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但在当时，又不自觉地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既反映了现实中的政治如何影响和支配了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也反映了一个历史学家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借自己的学术研究介入现实政治。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学家是属于他本人的时代的，而且由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使他将不得不属于这一时代”[][61]。在一个政治为主题的时代，一个对政治关注的学者，是会有自己政治态度的。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政治演变为轴心，所构筑的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分析框架，由于切合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资料丰富，议论多有个性，因此在出版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全国很大反响，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成为当时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这部著作也成为以政治史为主要构架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时的代表品，在20世纪中国近代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 此处隐藏：99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