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篇(6)

　　陈恭禄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近10年间，是中国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日趋加剧之时。在内，国共两党严重对立，中间党派的知识分子既批评国民党专制，又反对共产党革命，企图在二者之外走一条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外，中国与日本因九一八事变两国民族矛盾日趋尖锐。面对这种状况，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学者，陈恭禄表现出了对现实中国问题的强烈关注，并就中国的出路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谈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问题。他的史书一直写到作者生活时的20世纪30年代初。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源于他对现实的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对中国走向的把握。他对现实和历史的双重思考，集中反映在他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对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现实的政治危机使他们将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定于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一般写到作者成书的那一年，将中国现实与近代历史完全打通起来，将现实——即时性的历史纳入近代史的范畴，表明了他们对近代史的看法，是从现实出发的。现实的问题是从近代中国历史上演变下来的，解决现实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案在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溯和考察。因此他们如何考察现实的视角就决定了他们以同一视角去观察近代中国历史。他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往往就是现实中国问题的看法；他们对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往往强烈地反映了作者现实中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对他们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只是他们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的载体而已，在他们那里，“政治”与“历史”是合一的。所以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就反映在不同阶级的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同看法上面。正是如此，当时正统学者往往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嗤之以鼻，强调纯学术性的研究者，不将中国近代史研究视为学问。

　　陈恭禄对中国近代的看法不仅受制于现实政治环境，而且也受到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认识的影响。19世纪刚刚开始时，法国的数学家兼哲学家康多塞认为：在这些土地辽阔的帝国中，人类的思维能力……陷入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这些帝国亘古未断的存在，一直使亚洲长期蒙受羞辱；赫尔德宣称：只有在欧洲人类生活才真正具有历史。中国、印度和美洲的土族都没有真正的历史进步，有的只是停滞不前的社会；黑格尔也声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古老的国家，但都没有过去……这个国家今天的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古代的情况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历史；历史学家兰克把中国描绘成处于“永恒停滞不前的状态”；美国学者爱默生认为：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他就越显得令人作恶。中国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他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的保存了三四千年……甚至悲惨的非洲都可以说我曾经伐木、引水、推动其他国土的变化，但是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的茶叶[][17]。西方人这种偏见是因为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大大加速了欧洲的发展，使欧洲成为全球最发达和文明进步最快的地区，同时从物质差距上，远远拉开了与中国等封建国家的差距，使欧洲人把文化等同于高度的物质文明，将近代欧洲视为人类文明的前景，认为他们代表了世界的未来；相形之下，中国这个落后的封建大国，被视为停滞不前的前社会，是闭关自守、专制守旧等农业文明的象征。欧洲人挟裹着枪炮、商品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中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既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18]。服务于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进程，西方的学者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将中国这类国家视为停滞不前的社会，认为只有外力才能打破这种静止状态，中国只有学西方，顺从西方，才能走上近代文明之路，所以反抗就是阻碍近代文明。

　　陈恭禄接受西方学者的这种看法，认为是正确的，但不是像西方学者那样替西方侵略辩护。19世纪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传统认识，成为西方史学家认识中国的规范性认识，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陈恭禄就深受马士的影响，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构筑的分析框架就为陈恭禄所借鉴。1956年，陈恭禄在自我批评时就承认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思想渊源”[][19]。马士的分析模式不仅仅为陈恭禄所借鉴，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广受影响。1934年，马士去世时，有人认为马士“对于中国所发生的言论，并没有错误的地方，并且我们应当把它拿来作座右铭”[][20]。邵循正也认为马士之后，无论是西方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是过去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马士的基础上，“做了局部的补充”[][21]。陈恭禄不仅借鉴了马士的分析框架，而且还接受了马士的不少观点。马士认为鸦片战争“并不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斗争，它不过是一个持续了20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斗争的开端”[][22]；琦善等人“曾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预测前途的能力，但是他的汉人同僚既曾盲目的主战于当初，又实行交战而不妥协于最后”[][23]。陈恭禄也同样认为鸦片战争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而言，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24]，琦善“其见解实高于时人”[][25]。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受到马士的影响，也受到英国学者托尼的影响。托尼是英国经济史家，1930-1931年曾到中国进行调查，并写成了调查报告《中国之农业与工业》。在该书中他认为“一直到昨天为止，中国是在中国自己的轨道上行动，既未影响西洋，也未受西洋的影响”[][26]；他还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是人口过多，现有的资源不足以资养这种人口，家族观念太重，“它使个人的生计变为家族全体的问题，使个人的收入变为家族全体的财产，因而削减了经济刺激的力量”，“残缺的交通，资本的缺乏，政治的动摇，几乎不息的内乱，没有中央一令而全国遵行的政府，农村的贫穷，依旧而迟迟不变的社会环境，通货和汇兑上的障碍，金融运输商业的关键由外国人统制。在本国有限的矿产资源中，有很大的部分由外国公司去开采，并且其出产的一部分有被运往外国去做国外工业制造的基础，等等”[][27]。陈恭禄在他的书中不仅仅采纳了托尼的观点，而且他的不少材料就直接取自于托尼的调查报告，在陈恭禄的书中的结论部分，直接引用了托尼调查报告中有关工业、土地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材料。 …… 此处隐藏：1272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