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篇(4)

　　陈氏在平时，很注意搜集这方面的史料：“余乡居无事常与老者谈话，老者于无意中常言期其为太平军所掳，迫也从军之状况、、、其言未有好恶之成见，颇有参考之价值。就是说，他不仅遍阅书面资料，也注意访谈，即“口述历史”。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大重要影响：一则进一步削弱了清政府的力量，二则军队原由国家统领改入私人之手，种下了民国年间军阀割据的远因。

　　陈先生对晚清外交事务也颇为留意，关于这方面，有《中日交涉》为证，他详细描述了自1870年中日初次交涉至甲午之战的经过，从中可以看出总理衙门官员的昏庸无能。从那些交涉的过程来看，中国战败实在有它的道理，当代中国再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了。

　　看了《义和团之扰乱》之后，就可以知道：真正将清王朝带入坟墓的是那些满清的王大臣，1900年6月，中国对万国开战，成为了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笑话。开战之前，清政府开了三次御前会议，争论都很激烈，许景澄、袁昶头脑比较清楚，怎耐人微言轻，抵不住那些王爷爷的鼓动，最后还掉了脑袋。三次御前会议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之颇详，陈氏也多有引用。义和团事件引发两个严重后果，首先，它令有识之士看清了清朝的无用，为日后的革命埋下了近因；其次，中国对西方列强完全失去了自信，中国什么东西都不如西方的调子越唱越响，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完全恢复对西方的自信，义和团事件是这种状况的远因。

　　从个人角度来讲，这本书重塑了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我相信这样的看法更能经得起推敲。这是因为陈氏《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诚实的书，它明白地告诉了我事实的真相，由这样的真相得到的看法是有根基的。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七)：社科院龚云评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二、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龚 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部分的许多材料来源于采访陈恭禄晚年的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

　　http://www.marxism.org.cn/blog/u/101/archives/2011/988.html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政社合一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传统的士大夫阶级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以知识的研究与传播为职业的社会群体——学者。大学、研究所等现代学术建制的出现，为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提供了容身之地和谋生之所。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史学的分科化、专业化，使得在中国社会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作为一种职业出现，这样就为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学术，并以此为谋生手段的学者提供了生存空间。近代中国由于西方的侵略，而出现了一批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的教会大学，为不少学者提供了活动舞台。这种有限的政治条件，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客观地书写作为一种“信史”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环境。

　　五四运动后，科学思潮在中国兴起，中国学术向科学化转向，“科学史学”在中国兴起，所谓“科学史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史料进行谨慎的批判，力求写出所谓的‘信史’，或成为客观的、批判的史学；二是对历史的演变作一种解释，寻求一种规律性的东西”[][1]。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政治的动荡，专制统治的盛行，使这种信史“往往只能作为学者的一种理想”。1927年6月，顾颉刚在追悼王国维的文章中，曾愤愤不平地疾呼：“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建设专门研究的机关。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我们不是士大夫！我们都是民众！”[][2]。顾颉刚的愤怒，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专门的学术机关的缺乏，另外一方面反映了士大夫阶级转为学者的艰难。

　　南京政权巩固后，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学术自由的匮乏使史家写“信史”的外部客观条件日益丧失。现实政治的腐败，使得身上还带有传统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的学者，无法不关注现实政治，使他们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书写客观的历史的主观可能性也日趋变小。作为一个学者的陈恭禄，他自己称之为“信史”的《中国近代史》的第17篇《民国以来内政外交》，在该书出版前就被国民党政府审查人员擅自做了删改，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在出版前，也没有通知作者[][3]。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面前，无法置身于之外，去追求纯学术。他们自觉地以学术为武器，去作为救国的工具，所以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观点反映在学术观点的外衣下。相比于政治倾向明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他们著作的学术性高于政治性。作为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学家，是摆脱不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的，“任何史家都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某些假设”[][4]。

　　陈恭禄就是20世纪30-40年代，一位以学术为职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作为大学教授，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试图超然于任何党派，站在学者的立场客观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但是现实的中国条件和主观因素使他又对中国政治抱有一种强烈的干预态度。作为一个无党派的学者，他以他的著作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学术来影响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主观上他不傍依于任何党派，在客观上他的观点和立场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

　　陈恭禄（1900-1966年），江苏丹徒人。青少年时，他经历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高潮走向低落的过程，亲眼目睹了中国政治的动荡变迁，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转型的历史见证人。作为历史参与者的所见所闻，为他后来书写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打下了主观基础。军阀混战的现实，政党纷争的局面，在他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亲眼看见了在社会动乱之中民众的悲惨命运。这种政治局面使他后来对党派政治极度厌恶，却又抱有改变现实政治的愿望，养成了从政治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思维模式，将国家治乱兴衰作为历史的主干去记录历史变迁的习惯，客观地记录下政治演变的历史，就成为“吾人欲明了已往之迹、现实所出地位及将来建设之途径”[][5]。他认为“一国之现状造成，一由于地理之影响，一由于古代之遗传，一由于社会上之势力，一由于领袖的指导。四者之中，就人事而言，历史上之遗传，占主要地位，中国古代嬗变之史迹，颇足以资证明”[][6]。

　　1921年，在美国教会举办的扬州中学打下良好英语基础的陈恭禄，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考入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化学系。入学后，鉴于中国一向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所以他想以科学救农民，因此又转学农科。经过一段时间后，发觉自己的真正兴趣在于历史，又转入历史学系学习。从此，献身历史学就成为他一生的职业和实现自己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史学是他观察现实政治的窗口，也成为他报效社会的工具。作为一名具有经世倾向的学者，他继承了传统史学“资治”、“垂鉴”和修当代史的传统。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时，陈恭禄在历史系主任、美籍教授贝德士辅导下，研习史学，并开始搜集中外史料，准备撰述中国近代史。贝德士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学者，在日本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反人道的屠夫罪行。作为陈恭禄的老师和后来的朋友、同事，对陈恭禄一生为人和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追求历史真实的学术立场，成为陈恭禄一生的做人信条和治学箴言。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初版的扉页 …… 此处隐藏：155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