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篇(7)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冲突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嬗变为主线，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坛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兼及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思想演变、典章制度更易、内外战争过程、主要条约内容等方面，构筑了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分析框架。他研究了在外力冲击下，以内政外交为主要内容的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提出了自己解决20世纪30年代中国问题的出路的设想。陈恭禄受西方学者对中国认识影响很大，在叙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时，衡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标准是以西方为标准，所以在书中，对西方的作用多持积极的评价，对中国传统大加抨击，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总体结果持否定态度，表明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失望和对当时的中国走向的强烈关心。作为一个爱国的并且富有人道主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的命运深感痛心，对人民所受的痛苦寄予了高度同情。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重在叙述中国社会政治的演变，所以对传统中国阻碍这一演变的因素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他认为外力冲击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在近代依然如故，“中国政体自秦统一以来，相沿2000余年，未有剧烈的变更，历朝官制虽有损益或民政不同，而实际上并无根本重要之改革”；近代社会，“国际上关系之日密，政府办理的事业增多，先进国家为谋公共利益之际，而扩大政府职权”。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政治虽然有所变更，由于传统影响，“其仿自外国者，概归总理衙门办理，衙门兼管海关、电报等事业，朝臣多不明了世界之趋势，不能比较列国之制度，辨别利弊，有所采用，郭嵩焘出使英国，记言途中情状，有所主张，书竟毁版，返国后废而家居。曾国藩、左宗棠等以为仿照外国之机炮轮船，训练军队，力即足以自强，慈禧太后则持中国政教远非外国所及之说。更自地方政府言，制度复杂，阶级繁多，官官相管，而亲民之官常少，效率减低，行政上徒多困难，其当根本改组，是无关通义”[][28]。陈恭禄对能够顺应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与西方和平相处的历史人物，多持肯定态度，着墨也较多，例如：他认为琦善能顺应大事，不顽拒排外，所以称赞他见解高于当时人，却认为林则徐“对外知识浅陋”。由于传统的阻碍，近代中国演变的结果，非常不尽人意，“综观民国20年以来之政治史，吾人莫不甚为失望，内政则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人民于压迫之下，日度马牛生活，外交则得不偿失，中国已至最严重之时期”[][29]。“中国之现状恶劣，吾人虽不能武断其未从古所未有，要亦为历史上黑暗时代之一”[][30]。

　　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的演变呢？陈恭禄认为原因有：“中国对外本于固有之思想，应付新环境之问题，徒供外人之口实，造成现实国际间之局势；内则政治上积弊深固，改革都为名辞，形式上之更改，政府反为虐民榨取之机关。民间生产事业向不发达，人民多度牛马生活，而士大夫往往运用其弱点，瘠人以自奉。要而言之，国内问题已由于生产事业之不发达，人浮于事，钻营奔走，无所不用其极。一则知识浅陋，无由认识新时代之问题，而有彻底之改革”[][31]。陈恭禄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不成功的原因时，多次提及士大夫的盲目排外和唱高调。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士大夫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中，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应该在中国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起前导作用，但“中国自订《南京条约》以来……于此50来年之中，士大夫尚未彻底觉悟，多恃夷夏之说，严防外人，从不虚心考究西方之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经济状况，而比较其与中国之异同之点，审查其利弊，以便施行改革，平日讲求八股小楷，茫然不知当时之务，仍信中国固有之政教，远非外国之能及，乃为中国贫弱、外交失败之一主因”，“当斯时也士大夫之胸襟偏狭，对外知识之幼稚，而古今形势不同，环境大异，非其所能了解，遇有中外交涉，本于攘斥夷狄之思想，从不访知我国之实力，高倡战议，失败屈辱之后，仍不觉悟，虚骄如前，列强乘期战胜，多所要求，中国损失，一次过于一次”[][32]。批评士大夫唱高调，在书中多次提到：“好作大言，攻击他人，其言类多不负责任之高调，未尝亲临其境，不知当局者所处之地位，感受之困难，解决方法决定之经过，所根据之材料，常非确定之报告，以之理论，则远去事实……吾人应有之态度，则当平心静气，审查事实，辨其利害，以求有所补救。所可痛心者，士大夫猎取高名，图以意气用事，逞其私见，而反有害于国也。每于外交严重之时，不问国中军队之战斗力，不明强敌之海陆军，嚣然一辞，主持战议，乃多造成大祸”[][33]。

　　陈恭禄对士大夫虚骄误国的批判，这种做法自清末就不断有人提出过。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批评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共鸣。胡适、蒋廷黻等人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多次撰文，反对在对日本问题上唱高调，主张利用国际舞台缓和中日矛盾，在国际生活中寻求出路。陈恭禄也持这种看法，他认为：“中日战斗力相较，中国实难战胜，此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绝非一人之事之咎”[][34]。这种观点也影响他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他认为琦善与英国签定条约“其见解高于时人，且迫于形势固无奈何”；郭嵩焘在英法联军侵华时，主张议和，“其见解远出于时人之上”；甲午之战，“李鸿章之主和原为国家利益”；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袁世凯“衡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屈辱，签定条约，何可原非？”[][35]。陈恭禄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中国近代走向的认识。他认为近代中国只有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利用一切和平时机，谋发展，才是中国富强之道。为此，就必须尽量避免战争，利用国际关系，去赢得和平，在国际生活中，谋求中国的出路，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成功演变。

　　陈恭禄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把握，影响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这种评价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

　　鸦片战争 陈恭禄认为鸦片战争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中国社会与以前大不相同，因此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中英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源自于中英国两国误会：“中外政教之悬殊，夷夏之别太严”。英国要求通商与平等往来，但“北京政府不知国际关系之变迁，本于轻视外人之心理，囿于旧档成案”，视英国为藩属之国，视为蛮夷，拒绝平等往来，因此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言之，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战争失败，“证明了清代政治上、军备上积弊，非留心外事，彻底改革实无国强之道”[][36]。对鸦片战争的后果，他认为虽然丧失了部分主权，“但五口开放之后，贸易机会之大增，外商教士来华者日多”，“交通益变，而中国之闭关政策根本上不能生存矣！”[][37]。从总体上看，他对鸦片战争的评价是正面的，从对整个事件的评价来说，他更多的强调中国自身的责任和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他认为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更多的是机会，是走向世界的良机，是实现向近代转变的契机，只是由于中国上下不觉悟，不幸“荒谬、刚愎之思想依然存在，华人不知外国情状，妄自尊大之成见，毫未出去”[][38]，致使内政与战前没有什么实质改变，外交上也丧失了主动时机，给外国人留下口实，使中国的外交形势越来越险恶。 …… 此处隐藏：131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