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读后感10篇(3)

　　上世纪40年代，拉美国家追随美国的脚步，转而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并迫于华盛顿的压力，在各自国内搜捕和关押有嫌疑的纳粹分子。可黑名单上，有多少是真正支持纳粹主张的同盟者，有多少是无辜的受害者，无法区分计算。正义之名的掩护，无情的背叛，良心的不安愧疚，复仇与宽恕，这些都是文学作品里一再出现的主题。

　　今年36岁的Juan Gabriel Vasquez 是拉美文坛升起的一颗耀眼新星，被选为40岁以下最重要的拉美作家之一。他曾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拉美文学，目前和家人定居在巴塞罗纳。他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传记，他也是哥伦比亚《观察家报》（El Espectador）的专栏作者。《告密者》是他五年前的作品，英译本直到最近才问世（也是他第一本被翻译成英语的作品），出版后，获得评论界几乎众口一致的好评。

　　小说一开场就紧扣人心，波哥大1991年4月7日，大雨倾盆的早晨，主人公Gabriel Santoro接到父亲的电话，他“第一次邀我去他位于Chapinero的公寓。”一段紧张、不寻常的父子关系，旋即浮出水面，领读者走进Juan Gabriel Vasquez笔下悬念跌宕的谜样丛林。

　　Gabriel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和知名的演说家。几年前，Gabriel采访父亲多年的好友Sara Guterman──她是犹太人，30年代与家人从德国逃亡移民到哥伦比亚──为她写了一本传记，名为《流亡的一生》。令他不解和震惊的是，父亲对这本书大怒不已，甚至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书评，狠狠抨击。父子关系自此陷入僵局，但父亲莫名的愤怒，在Gabriel心中留下一个疑团。

　　父子关系的裂痕始终没有修复，直到即将接受心脏手术，在生死边缘的恐惧中，父亲主动给儿子打了一通电话。手术虽然成功，但几个月后，他却在一场出人意料的车祸中丧生。按计划，他本该与情人在某个旅馆共度新年，可车祸发生当时，他却是独自驾车行驶在一条山路上。他一个人要去哪里，再度变成一个谜。父亲的去世，更强烈激发了Gabriel找出真相的决心。他追问Sara，请她回忆年少时与他父亲相识相处的时光；找到父亲的情人Angelina，向她询问父亲生前对她所做的坦白。一个隐瞒了半个世纪的秘密，像洋葱般，被一层层剥开。

　　Gabriel拼凑重建起父亲的过去，并将其写成另一本书，叫作《告密者》（The Informers，与小说同名，含有后设小说（metafiction）的意味）。这本书将Gabriel引向父亲少年时另一位朋友，使Gabriel确认了父亲临终前的去向。可面对揭开的事实，他得到的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更多疑问和困惑。小说结尾留下耐人寻味的余音。

　　《告密者》不单单是一个关于背叛与赎罪的故事，也描绘了三四十年代流亡到哥伦比亚的德国人，如何在新环境里适应求生的遭遇和经历。和许多哥伦比亚新生代作家一样，Juan Gabriel Vasquez努力摆脱马尔克斯与魔幻现实主义留下的巨大影响，在鲜明的写实风格之外，多层次的回忆和转述交叠缠绕，使叙述本身亦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显示出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勃勃雄心。书名复数形式的“告密者们” ，别具深意。有时，诉说即是一种背叛，那么写作呢？

　　不少英文媒体的书评都提到该书的英语译者Anne McLean，认为她出色的译文保留了原著语言的诗意、音乐性和节奏感。这使《告密者》成为今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的最后入围作品之一。不过《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何等了那么久，英语读者才读到Juan Gabriel Vasquez的作品，这“既是一个谜，也让人觉得失望。”非英语作品的推广译介，始终是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就拉美文学而言，近年来掀起了一股阅读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o）的热潮，但期待这股热潮不是只停留在《荒野侦探》和《2666》，而能带动我们认识更多优秀的当代拉美作家和作品。

　　（刊于《书城》2009年11月号）

　　《告密者》读后感(七)：无可解脱的背叛与裂变

　　寻求自背叛中解脱，不仅是背叛者与被背叛者的心结，而且是其背后的亲友故知乃至更大范畴的社会的隐痛。这种心结与隐痛如此沉郁，以至解脱终究成为一种奢望，“要说时间可以治愈一起，这纯粹是谎言”。哥伦比亚小说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告密者》，即探入了历史宏大叙事的个体隐蔽角落，却又管中窥豹，以小的切片直面本国历史中一段被有意无意遮蔽的枝节，向我们展示个体与集体的背信弃义中缠绕不清的悖论与救赎的残缺。

　　《告密者》的叙述者为新闻记者加夫列尔?桑托罗，这个追求社会正义的年轻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讲述一位二战前夕来到哥伦比亚的德国女人的一生，意欲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雏凤新声当即遭到媒体一篇评论的棒杀，让桑托罗郁闷之极，更让他未料到的是，这篇恶评的作者竟是他的父亲，这令桑托罗难以接受，父子的关系降至冰点。桑托罗想一探究竟，于是事件的源头焦点被拉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哥伦比亚……

　　二战时期的哥伦比亚加入盟国阵营，而战争前来到这个国家的德国人被列入甄别对象范围，如果有亲纳粹倾向即会进入黑名单，财产没收，人身自由遭到限制。可能措施的初衷总是好的，而实行起来却悲剧性地扩大化了，且催生了一批告密者。这些告密者动机不同，但造成的后果却很相似，那就是家破人散（或亡），无可补救。桑托罗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中的一员，他告发了朋友德莱赛的老父亲，致使这个家庭破碎，母亲离家而去，父亲绝望自杀，德莱赛销声匿迹。

　　老桑托罗不顾亲情对儿子的处女作大加攻击，源于他认为遭到了背叛，尽管小桑托罗毫不知情。那一段不堪的历史早已尘封，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而在他看来沉默是一种美德，自己有难言之隐，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式，老桑托罗认为自己是“一个被以微不足道的小事当做罪责从而背负不公正指控的受害者”，所以儿子新书的出版，深深刺痛了他。虽然老桑托罗有如此表露于外的态度，但其内心的慌乱与矛盾却使他想寻求精神的解脱，他找到隐居起来的德莱赛，想达成和解，但对方拒绝。老桑托罗在返回的路上，遭遇车祸，意外身亡，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恩怨画上了无结果的休止符。

　　我们很难索解老桑托罗当初为什么要去告密，而小桑托罗在调查中也未能揭示真相，那我们只能从其人的言行与历史的脉络中去梳理与求证。老桑托罗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曾有言，“黑名单制度将权力交给了弱者，而弱者就是绝大多数。”这番话为罪责回护，本不足道，但却透露出强权体制下普通民众的吊诡心态。在一个基于民主自由制度的社会，告密行径为人所不耻，告密者会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他明知自己的行为遭人唾弃。而在独裁政体下，统治者的狡黠之处在于，其将告密纳入一种社会常规的制度中，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造成强大的集体意识，将告密摆上了台面，昔时的卑劣一变而为服务于国家，此时，以往的心理罪责感诡异地转嫁给不愿告密者，因为“弱者就是绝大多数”。这是“平庸的恶”的基础，众人以人人皆如此为由闪避自己的罪责，所以在他们心中，战后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式。老桑托罗未尝不是这样的心理，不过他遇到了一个不识时务的儿子，非要写书揭开尘封的历史，不仅激怒了他，其实也激起了其潜藏心底多年的罪责感，一发不可收拾。人性是难以捉摸的，卑劣与良知交缠，前者或许很强势，但后者有着后发制人的执着。 …… 此处隐藏：153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