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各派士人诗作探析(3)

　　叶德辉其人“本不欲以诗文名世，辛亥以前诗不留稿”[21]，其戊戌间诗，仅见其和王先谦诗四首（王诗见上文），本集亦失载。其中第一首略及戊戌之事，诗云：

　　公羊流毒误行权，祭仲千秋肇祸端。一卷妖书出牛腹，遗文休作壁经看。[19]626

　　首句“公羊流毒误行权”乃就康有为而发，盖康有为变法诸议本于《春秋》公羊家言，“行权”即“反经行权”之意，谓康有为等托古改制，实在流毒无穷；第二句“祭仲”为春秋时郑国大夫，深受郑庄公宠信，庄公逝世后掌政数十年，而郑国内乱频仍。此句或指推动维新之朝廷大员，如翁同龢等。第三句“妖书出牛腹”即所谓“牛腹书”，指伪造的文字材料，典出《史记·封禅书》齐人少翁事。按康有为曾著《新学伪经考》，指“古文”诸经多出刘歆伪造，“古文经学”乃新莽一朝之学；“妖书”即妖言惑众之作，此处叶德辉乃反其意而用之，谓康有为之学说为假造之妖言；“壁经”即所谓“壁中书”，指汉代发现于孔子宅壁中之藏书，亦即古文诸经。此句谓康有为著作不过妖言惑众而已。

　　戊戌期间的反对派，不少人并非完全排斥学习西方，而是仍然持洋务派“中体西用”之观念，反对深度的、根本性的变革，有的甚至只是因为厌恶康有为及其学说。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叶德辉即编刊《翼教丛编》，所谓“翼教”即维护孔教之意。该书专事收录张之洞、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各类批驳康有为的文章，其序云：“甲午以来，外患日逼，皇上虑下情之壅阏，愍时艰之弗拯，博求通达之士，言禁稍弛，英奇奋兴，而倾险淫诐之徒杂附其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22]从中可以明确看到，守旧派人士所极力维护的，是传统的礼教纲常，而这些不免为深度体制变革的阻碍。但支持变法的士人，也并非移植西方制度，而是旨在强国。双方皆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矛盾根源远小于日后立宪与革命之争，但变法失败加剧了新旧士人之间的鸿沟，使保守者愈趋保守。

　　三、天变与新变

　　戊戌政变事关帝后之间的政治斗争，深谙宦海波澜的文人士大夫都不免有些避忌，以至于有学者云：“偌大京城，当事诸人居然没有人在戊戌政变后，当即留下一些可信的文字。”[23]即便在事后追忆，不同立场的人所记之事，又往往相互抵牾，造成历史“真相”扑朔迷离。而从上述各人诗作来看，当时士大夫阶层对于变法的态度，实在是非常复杂，足以为一部士人之心态史。

　　宋王安石变法伊始，守旧派遂以自然灾害（时有旱灾，又有彗星现，具见《宋史》本传[24]10547）为由横加指责，王安石乃发“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宏论[24]10550，虽足以振起人心，而变法毕竟未能全功。而戊戌年不但世变日亟，天变亦肇其端。

　　戊戌元旦，日食。在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政治思想中，天象与政治紧密联系，日蚀尤为大不祥之兆。《晋书·天文志》云：“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25]所以尽管到戊戌年，兴办洋务已数十年，火车、轮船等现代事物渐深入日常生活，连接受西方文化最积极的维新派人士，对于日蚀的发生也不免心存疑虑。林旭见到日蚀后忧心不已，因有《戊戌元日江亭即事》诗，陈衍谓此诗“乃是年元旦日蚀，暾谷偕友人诣江亭观音大士问签所作者”[26]。林诗中有“主忧避殿当元日”句，指是日光绪皇帝不循旧例登太和殿，改御乾清宫受百官朝贺。全诗则气格低沉，足见其心底暗藏之幽忧之思。

　　而黄人黄人（1866-1913年），原名振元，字慕韩，别号江左儒侠、野蛮、蛮等。中年更名黄人，字摩西，江苏常熟人。南社早期成员，1901年东吴大学创办时被聘为首席国学教授，曾主编小说期刊《小说林》，著有《中国文学史》。的《元日日蚀诗》则气息与林诗迥异，亦与戊戌政变后的诸家诗作大不侔。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诗作于光绪戊戌，指斥金轮，语意极显，诗家之董狐也。”记其诗云：

　　……第一东方龙，叨长诸鳞虫。当日借雷雨，今日成痴聋。……南方火鸟尾秃速，汝与日乌非异族。天市为巢，天仓啄粟，嘻嘻出出良非福。……西方号于菟，牙爪有若无。狗肉醉且饱，梦见羊踏蔬。一目睥睨一目眇，反思献媚心月狐。……老龟最畏事，自负藏身智。……

　　诗中日指光绪帝，月指孝钦后。东方龙当指恭亲王，是时为军机大臣，即于是年四月薨。南方火鸟当指崧蕃，满洲人，是时方为云贵总督。西方于菟或指荣禄，曾为西安将军。北方老龟似指王文韶，是年初入赞军机，《清史稿》本传称其更事久，明于趋避，与诗语相合。”[27]

　　黄人此诗奇崛诡丽，以天象写晚清政局，如神愁鬼泣。诗中虽仍同情光绪，与革命派排满主张有异，但与同时期反映政变的诗作相比，可谓极大胆张扬。将慈禧比作蚀日之月，诸王公大臣也比作群星乱象，以“自月以下相率食人膏血成妖精”，写后党政变之害。慈禧肖羊，于是用“梦见羊踏蔬”隐刺。对慈禧指斥之厉，远非其他士人希冀弥合母子的温柔敦厚。尽管此时还不能视作有意识的革命之声，但在旧诗风格意境之外，思想上的变象已现。

　　而在戊戌岁暮，变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未稍挫其志，反而开始着手其伟大的“新民”之旅。其《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即呈现出另一番风貌，更明确地宣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可谓是戊戌之余响。该诗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离日赴美游历途中。诗中有：

　　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纬度东指天尽处，一线微红出扶桑，酒罢诗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28]

　　其象征意义不可谓不大。而其热切迎接新时代之积极态度，也足以为戊戌之失败带来一抹亮色。

　　戊戌变法是清季有识之士尝试自上而下进行制度文化变革的努力。诚如论者所言“戊戌维新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29]戊戌维新前后，甲午战争之痛尚新，人心思变，举国空气确实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图强是大势所趋。故以诗中所见，士人支持变法者多于反对变法者。变法之失败由多种因素造成，非可简单归咎于变法本身。然而变法之失败，对于后来历史之走向至关重要。就眼前而言，在朝则有守旧派转而主政，在野则有无知之民哄然排外，故而在一场政治风波尚未完全消歇之际，另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波已经悄然迫近。至于素有异志之士，则由此另辟革命之路。然而正如梁启超《自励》诗所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近代中国正是在不断的挫辱和失败之中向前迈进，虽然步履艰难，却未有止境，而戊戌年则是一个转折点，也可谓一个真正的新起点。而与戊戌政变相关的诸多诗作，其题材与表现手法固然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上的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两年之后的庚子变作，曾广钧乃有“敌国文明佛不知”[30]句，以文明推许西方，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在戊戌年已有征兆。值此世变和易代之 …… 此处隐藏：144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