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2)

这种文化心态从一个侧面表征了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趋向。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发现，西方式的现代化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要成就的同时，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了它作为特

定文化系统自身所难免的内在问题。这其中的一个突出的症结在于：由于工具理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过分膨胀，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尖锐对立，伴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出现的是人性的异化与人生价值意义的沦丧。与此同时，则是属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的工业东亚地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人们发现，在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以后，“儒学”不仅没有成为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相反却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塑造工业东亚之不尽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文化因素。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昭示人们：尽管西方文化是现代化的策源地，但是在世界文化演进的总体历史视野中，它只能是特定形态的现代化而并非穷尽了人类文化之现代性。因此，虽然其价值系统在基本精神方面值得后起的、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其他民族文化系统学习，但却并不足以让其他民族文化系统去亦步亦趋地师法。创造地转化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真正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题中应有之义。与这样的时代潮流相适应，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跨越了现代性(时代性)民族性简单对立的历史时期，而走向了现代性与民族性互诠互释、互融互汇的新阶段。 三

笔者认为，这一新阶段的一个基本趋势在于：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仍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因而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继续成为塑造现代中国文化的标准；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主流

传统之一，其某些民族特质更为充分地体现出了与现代人类之生存形态的相关性，从而具有了融入现代性、为既有的现代性补偏救弊的现实可能性。这既是由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性”至今尚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价值系统，同时也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独异特质为它为人类更为健全的现代性作出自己的贡献提供了可能。举其大端，中国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互融互汇的当代走向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1.中国文化中丰富的关于价值理性的思想资源，可以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形成互补。尽管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曾经是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想，但是，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很快就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因为过于注重工具理性而使手段掩盖了目的，以至于迷失了人生的意义，从而也使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成就失去了终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则更为注重人生价值的安顿问题，如何在与天地、社会、他人的对待关系之中完成自我生命的义务与责任，寻求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心问题之

一。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在注重价值理性方面堪称具有十分丰富的传统资源，形成了一套立足于吾人之自我、在人性自足而不需要上帝眷顾的前提下充分凸显人生之终极价值与意义的理论系统。也正是与过于注重价值理性相关联，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工具理性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甚至缺乏基本的发展。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良性互动，既有助于中国文化吸纳西方文化中工具

理性发达之优长，也有助于中国文化所富涵的注重生命价值之安顿的思想资源为西方文化采取更为健全的现代形态提供借鉴。

2.中国文化重合的思维传统可以与以重分为主导的现代思维方式形成互补。以重合与重分来标识中西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以来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重合的思维传统在成就了中国文化传统之博大精深的同时，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未出现科学与民主，就与这种片面重合以至知合面不知分的思维取向有着相当程度的内在关联。以注重分析见长的现代思维方式与工具理性的并用，为人类现代文化成就的取得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与西方文化的民族特质相关联，这一思维取向也存在着知分而不知合的缺陷。这一缺陷在西方文化的最新发展—后现代文化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在那里，一切总体性、普遍性、基础性的文化观念都属于被打碎之列，人类的生存状态也由此而走向平面化、碎片化，以至于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而难以自拔。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互动，既有利于中国文化更为充分地吸收能分的文化精神，以使过度整合的中国文化在适度的分化中形成现代性的文化架构，也有利于把中国文化注重整合的智慧与深度理想的文化精神贡献于当代人类的文化建设。

3.中国文化以整体为本位的伦理传统与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规范可以形成互补。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成为全球性现代化价值主导的伦理规范，是产生于西方的、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利型伦理价值观。与此不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则发

展出了一套以注重相互之间的对待关系为基本特征的义务型伦理。正是这种注重相互之间的对待关系特别是强调双方为对方互尽义务的伦理链条将整个社会联为一体，从而导致了注重整体而非个体的价值系统的出现。这一点在今天工业东亚受到西方人士极大关注的“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基本价值取向中，继续得到了体现。自马克斯·韦伯以来，这种以整体为本位的伦理规范一直被看作是与现代性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但是，在今天与中国文化中个体权利意识依然缺乏充分发展相映成趣的是，西方价值观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因此，正像中国文化可以在为个人权利定位的问题上向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规范寻求借鉴一样，中国文化所注重的伦理规范的整体性取向也应当可以给现代伦理价值观克服自身的弊端以启发。

4.中国文化对普遍和谐的追求可以与在征服中超克争胜的现代精神构成互补。中国文化的超越理想是在人之身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天地宇宙之间达成普遍的和谐。在这种价值取向的主导下，中国文化显然不可能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高度的紧张关系，这正是马克斯·韦伯断定中国文化中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西方文化在征服中不断争胜、超克的传统的确体现了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表征了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强劲的活力。但是在今天，正是这种强劲的活力使西方文化面临着神人对立、文明冲突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窘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不少西方有识之士把眼光投向了中国文化，希望能在其追求普遍和谐的价值系统中找到脱出窘境的启

迪。如何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互动中既使中国文化更具活力，又在人类的现代价值系统中吸收中国文化注重和谐的智慧，减缓人与神、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紧张与对立，这显然可以看作是一个对于当代人类而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文化之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相反相成、相摩相荡的现实运动，正是要指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想目标—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中国文化不仅必须完成自身价值系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而且也有责任为人类文化成就更为丰满的现代性做出自己独异的贡献。可以认为，面对民族文化多元开展的21世纪，既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亦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化，必将是其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重要一元。

（原载《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