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中国文化在20世纪走过了坎坷的历程。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中国文化从19世纪中叶起就开始走向衰败，以至于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喧嚣声中，“中国文化究竟有没有未来”都成了必须划上大问号的问题。然而曾几何时，伴随着中国大陆“国学热”的出现，特别是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关注，有人却又作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乐观论断。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究竟会有怎样的前景?本文拟从分析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张力入手，对这一问题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一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有其原始的亦是内在的统一性。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统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系统的民族性特质，而且这种特质总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处于自然的发展演进之中，因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兴起、现代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前，对于尚处于“自为”阶段的各个民族文化系统而言，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无疑是有着原始的、内在的统一性的。但是，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出现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以后，对于后起的现代化民族的文化而言，

这种统一性就不复存在了。被视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的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生为现代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题，都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姑且不论韦伯的有关论断所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他的确指出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事实，以资本主义兴起为基本标志的现代文明，的确是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出现并进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由此，西方文明开始成为非西方文明效法的样板。由于非西方文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仍然处于前现代，因而要想自立于现代世界，它们就必须首先完成从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由此，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所当具的时代性就被归结为西方化的“现代性”。这样，文化之民族性与时代性本有的原始统一就仅仅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而处于后发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非西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就只能是走向分裂。换言之，西方现代文化所具有的特定民族性就体现为具有世界性示范意义的“现代性”，非西方文化要想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伴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出现的是全球性的“西化”浪潮。

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被迫走上了近现代化道路。中国文化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并长时间处于周边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当

西方列强打开清朝紧闭的国门之后，中国文化才不得不第一次面临一个既与自己异质而又在整体发展阶段上处于强势的文化系统的挑战。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不仅不再像以往几千年那样，是独领时代之风骚者，而且就其总体而言已经落后于时代。古老的中华文化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存在形态和内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重塑自己。

因此，无论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还是从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来看，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都是以向西方学习为起点的。这显然包含了一个以文化之时代性冲击中国文化之民族性的历史过程。因而，中国文化在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处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文化之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一张力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针锋相对的论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文化激进主义者站在“时代性”之一维来衡量中国文化传统，认定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已经落后于时代。他们专注于中国文化传统之现实表现的层面，将中国文化中的一切异于西方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均看作是缺失。因而，比照作为人类文化现代化之样板的西方文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这样，“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就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胡适:《请大家来照镜子》，《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一卷，东亚图书馆1930年版)。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自然是：中国文化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切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

的民族性特质，并进而照搬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这就是早期中国文化激进主义者给中国文化指明的“现代化”之路一一“全盘西化”。 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更为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在他们看来，保守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如果丢掉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那么，即使在中国建成了所谓的“现代文化”，那也已经不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对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之成熟形态的现代新儒家保持了高度的理论自觉。新儒家对于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具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清楚地看到，在现时代，“只有吸收、转化利用、陶焙西洋文化才能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但是他们同时更为鲜明地强调，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真正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为此必须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地吸纳外来文化：“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页)。

与此相关联，文化保守主义者专注于中国文化的理念层面，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虽然也大多承认中国文化传统有其缺失，但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的问题是“事”之问题，即表现形态的问题；而非“法”的问题，即文化之根本精神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是“圆满俱足”的。由此出发，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仅对中国文化

的民族优长作了充分的阐扬，而且还反文化激进主义之道而行之，事实上是以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来衡断西方文化，将它的某些特质指认为是西方文化精神的缺失。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只有中国文化所代表的以内在而超越的进路而达致的心、性、天贯通为一的“道德的宗教”，才是最圆成的宗教精神。西方基督教则是上帝与人隔离的，通过借助教会制作教条，残杀异己，“假借上帝以行至不仁之事”的宗教。同样，只有儒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追求“生生和谐”的人文主义才“足以成为文化生命前进之最高原则”，西方人文主义则是只能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对立矛盾的“寡头人文主义”。在这种人文主义的主导下，科学精神畸变为理智决定一切的“科学一层论”，民主堕落为“躯壳之个人主义”，自由变现为“情欲之自由主义”，整个西方时代精神表现为“无体、无力、无理”，因而到了“趋于自毁”的地步（参见牟宗三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中国文化观”，文化保守主义者指明了一条与文化激进主义者大异其趣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在他们看来，以保守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为前提，通过华化西方文化以对中国文化之表现形态层面的价值系统予以调适(主要是挺立知性主体，接纳科学一民主所依据的认知理性精神)，就不仅足以 …… 此处隐藏：470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