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病因学研究进展_林蓉

中国学校卫生2011年2月第32卷第2期 ChinJSchHealth,February 2011,Vo.l32,No.2253

综述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病因学研究进展

林蓉

1,2

综述,静进 审校

1

1.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系,广东广州510080;2.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文献标识码 A

中图分类号 R395.6 R363.1

文章编号 1000 9817(2011)02 0253 03 关键词 注意力缺陷障碍伴多动;研究;儿童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 der,ADHD)是以与其年龄不相适应、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行为为特征的心理行为性疾病,在学龄儿童中广泛存在[1]。儿童ADHD的现患率在不同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德国3~17岁儿童ADHD现患率为4.8%(男童7.7%,女童1.8%)[2],加拿大报道儿童ADHD发病率为3%~9%,男孩发病率大约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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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的3倍。我国多个地区进行过ADHD流行病学调查,现患率在3%~10%之间。目前,在学龄儿童中公认的患病率是3%~5%,男童是女童的2~3倍[4]。

ADHD目前尚无明确的生物学病因和客观的诊断方[5-6]法,其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仍未明了。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病是多种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共同所致的一种综合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分子遗传学、神经生理学、神经生化学、神经解剖学、神经心理学等诸方面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进行研究。对来自家庭、领养、双生子以及分子遗传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ADHD遗传的确切机制仍不清楚,但是遗传因素确实在ADHD的发病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神经解剖学上,有关ADHD儿童的影像学研究报告并非完全一致,但脑的影像学研究证实ADHD儿童的脑结构和功能与正常对照组存在差异;在神经心理学上,大多数学者认为由前额皮质调控的执行功能的缺陷是ADHD儿童的核心缺陷[4]。然而,有学者利用Meta分析方法对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的真实性进行评价,认为ADHD在遗传学和神经解剖学上的病因证据不足,执行功能缺陷无法解释ADHD的发病机制[7]。

本文就近年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家庭、领养、双生子研究以及分子遗传学、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心理学诸方面的研究,对ADHD病因及发病机制进行综述。

1 遗传因素

Banerjee等通过家系研究发现,ADHD儿童的父母与同胞发生ADHD的风险较对照组增加2~8倍[1]。ADHD儿童的收养亲属与血缘亲属相比,患有ADHD或连带问题的几率[4]要小得多。双生子的研究表明,ADHD的遗传率为0.8或更高。大样本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ADHD的同病率是65%,而异卵双生子的同病率则仅为30%;同时双生子的研究还发现,ADHD的症状越严重,遗传的几率就越大[4]。基于有ADHD病史的双胞胎、被收养儿童和家庭儿童进行的研究,Mig dalska等提出遗传因素是ADHD非常重要的一项发病机制[8]。

而Joseph却指出无法区分家族聚集性是来自基因还是环境因素的影响,双生子研究中的遗传易感性可能还包括基因-环境的关联效应和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9]。大多数关于ADHD的综述混淆了 家族性的 和 遗传的 ,而把潜在的非遗

作者简介 林蓉(1981- ),女,广东省人,在读硕士,医师,主要研

传性家庭因素简单地罗列为食物添加剂、铅污染、烟酒暴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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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孕期吸烟和低出生体重。事实上,非遗传性的家庭因素是难以测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知识水

[7]

平、抚养方式和社会经济差异等。Furman认为用来证实ADHD遗传因素的双生子研究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研究都是基于 相同环境的假设 ,即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唯一的不同是,同卵双生子间比异卵双生子间有更多的遗传相似性,同卵双生子间和异卵双生子间都分享着相同的影响行为发育的环境;目前尚没有针对分开抚养的同被诊断为ADHD的双生子研究,因此无法区分同卵双生子ADHD同病率高于异卵双生子是由于基因还是家庭因素的影响,也无法得出ADHD是有遗传性的结论[7]。

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和分析手段的多样化,过去15a有关ADHD候选基因的研究很多,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多巴胺D4受体(DRD4)基因第3外显子上的48bp重复序列多态性是该基因最常见的多态性,也是与ADHD作关联研究最多的DNA标志。Bhaduri等[10]的研究显示第3外显子上48bpDRD4七倍重复等位基因(DRD4*7)的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vari ablenumbleoftandemrepeats,VNTR)多态性与ADHD显著相关

[11]

联。Das等采用基于单体型的单体型相对风险(HHRR)、传递不平衡检验(TDT)和基于家庭的联想测验(family-basedas sociationtest,FBAT)分析,发现DAT13端'9倍重复等位基因也

[12]

可能有导致ADHD的风险。Nyman等通过出生队列分析,认为多巴胺 羟化酶(DBH)和多巴胺D2受体基因(DRD2)等位基因多态性与ADHD存在关联。而Gabriela[13]等对墨西哥市区青少年进行的一项ADHD病例对照研究发现,DRD4*7和DAT1*10的多态性均与ADHD之间无关联,但有焦虑障碍或抑郁障碍等共患病的ADHD病例其DRD4*7和DAT1*10的频率低于对照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RD4*7和DAT1*10同时缺失是ADHD共患焦虑障碍或抑郁障碍的预测因子。

很多研究曾试图求证DRD4、DRD5、DAT、DBH、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和受体1B基因(5-HTT和HTR1B)、SNAP25等与ADHD的可重复性关联,而Meta分析得出混乱的结果,比如DAT与ADHD既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14-17]。Waldman和Gizer[18]认为这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样本量过小和统计效能低,Meta分析的效度也值得讨论,因为不同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对象的纳入、排除标准不同;另外,候选基因研究还忽略了可能影响ADHD发病率的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发病年龄和基因-环

[18]

境交互作用。目前多数学者认为ADHD每个候选基因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这些微效基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从而产生行为表现[19]。

2 神经解剖学

目前有关ADHD儿童影像学的报告并非完全一致,但报告主要集中分布在脑的额叶、扣带回、纹状体及其相关的基底节

[4]

结构和神经环路。Gieed的MRI研究发现ADHD儿童的胼胝体嘴(前运动区上部)和胼胝体嘴体(前运动区和辅助运动区)的面积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大,而且这些面积增大与Conners量表中的多动-冲动因子存在明显正相关。Lous[4]的SPECT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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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区灌注相对增加,这种灌注方式在使用利他林后得以逆转,

由此Lous认为前额叶和新皮质功能障碍在ADHD中起作用。在ADHD儿童的MfRI的研究中,Katya等发现ADHD儿童在进行停止任务和运动时间的调整任务时,右侧前额叶中央区域功能都低,右侧前额下回和左尾状核在停止任务中表现都低,Katya[4]由此提出ADHD与负责高等运动控制过程的前额叶系统的兴奋无明显关联。

Carmona等[20]通过基于单一容量成分的形态测定法(vox elbasedmorphometry)对ADHD患者进行研究发现,ADHD患者的大脑总体积较对照组平均减少5.4%。Wang等[21]对12例ADHD男童和12例正常对照者进行MRI评估,采用可变形的形态测定法(deformationbasedmorphometry,DBM)对局部脑容量的显著改变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也显示ADHD患儿的脑容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脑容量的减少主要集中于右侧前额叶、右侧中颞、左侧顶叶和右侧基底节(尤其是右侧壳核),脑容量的增加则位于右侧枕叶和左后侧脑室。Emond[3]认为,ADHD患者大脑和小脑各区域广泛性容量减小,更确切地说,大脑总容量,额前皮质、基底核(新纹状体)、背侧前端扣带回皮质、胼< …… 此处隐藏：1134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