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师生关系畸变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师生关系畸变

刘继青

2012-04-27 08:58:16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8年第3期

摘要：在从书院到学堂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师生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导致变化的社会历史原因繁多而复杂，但中国近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近代学校制度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学校与社区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使学校相对全面地游离于社区共同体之外，从而也改变了教师和学生的结合与互动方式；另一方面，移植外来模式而建立起来的近代学校，毕竟生长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在西化的形式中，容纳了各种不同且常常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文化因素，从而使近代师生关系呈现出混乱、失序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学校的师生关系，不过是变化了的制度形式及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

关 键 词：学校制度 师生关系 畸变 近代

作者简介：刘继青，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084)

清末以来，以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校制度的建立为显著标志，传统教育迅速向现代教育转型。而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制度，则是“完全改变了数千年来传统规制”，“走上了十足的西化形式”①。在这一历史变迁过程中，传统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本土的东西与外来的东西，既有此消彼长之处，又呈相互缠绕之势。这使得转型并不简单地表现为进步和发展，也常常会有价值

失调和教育畸变的情况发生。就学校中的基本关系——师生关系而言，其畸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师与道日益分离，传统的师道尊严渐趋式微；其次，与以私塾和书院为代表的传统师生关系相比，师生之间无论在情感还是交往方面，都呈现出日渐疏远甚至对立的态势。深入探究导致近代以来师生关系畸变的各种历史原因，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转型期中国教育发展的复杂面相。

一、疏离于乡土社会的新式教育与师道尊严的式微

自1901年9月，清政府下诏：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次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建立以京师大学堂为最高学府，以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预科）与大学三级学校为主干，辅以师范学校与职业学校的近代新式学校制度。1904年以日本学制为蓝本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随之废除科举制，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中国开始逐步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这种新式的教育制度，在教育目标与以书院、私塾为主体的传统教育制度迥然不同，其“目的在于通过传播实用的普遍新知识和新的政治伦理观念来重新培养其‘公民’的世界观”。②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这种教育制度是基于造新国家、新社会、新人才的历史需要而产生的，是仿行外来学校规制的新的社会建制。它的造社会的努力无疑要以与传统社会的隔绝为历史前提。换言之，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社会必须与“旧”的“传统社会”彻底决裂。舒新城回忆报考“洋学堂”——县立高等小学时的情形，“我是乡下的孩子，当投考的时候，看见学堂门口挂着两张虎头牌写‘学校重地，闲人免入’八个大字，就有点胆怯不敢进去；等到我进去之后，送我的工人因事再要进去看我，被门房拦住骂一顿，适我从旁边经过，虽然彼此见着了，但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回想到后溪垅的情形，给我以无穷的感慨。”这让他“多少年来还是不能习惯，还常常视为新鲜的事情。”③

与传统教育制度相比，这种隔绝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校的空间布局上，由分散在乡、村、镇的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就连较为正规的中小学校也大都设在县级以上。④其次，从学校教学内容上，传统学校（官学、书院和私塾）以儒家经典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培养学生所谓的“六行”（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六事”（洒、扫、应、对、进、退），变为新式学堂的语文、数学、天文、地理、经济、社会和科技基础知识。

就其功能来讲，这种隔绝表现得更为显著，传统社会中的学校设置于一个地区，对于该地方而言，其功能却不仅仅是教育机构，而且还兼具社会教化功能，是本地区文化和精神道德的中心。换言之，学校要对本地社区礼仪风尚，民俗道德负有相当责任。舒新城回忆幼时在后溪垅回龙阁读私塾时的情形，他说：“平常遇着乡间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和争执，总是请先生代为解决，而且作了日常实务的顾问。所以一乡有了一个私塾，那乡间的人民都无形中感到一种光荣，”对比服务于富强国家、以“现代知识”为教学内容、一定程度上与当地社会疏离乃至隔绝的新式学校，“不独无后来学校与人民的隔阂或仇视，且成为彼此不可分离的友谊。”⑤

与乡土社会隔绝的新式教育，教师有了新的角色定位。传统学校中，强调“师”与“道”的统一，“师者，人之模范也。”（《扬子法言》卷一），因为“儒”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体道之人，儒即师，师即儒；师即范，范即师。师、范、儒都指向知识和德行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儒者言师之范，其垂范的对象是“人”或“民”，即广大民众，而不只是面向“童子”或“小子”的。这意味着师的地位和作用已超越了狭隘的学校教育的范畴，是社会的表率和文化标杆。这同时也意味着对师提出了超乎常人的学行要求。我们当然不能说儒学的师道观在传统社

会中得到了完满实现，不能说其中每一个以教师为业的人都成为了文化的标杆。但是，说它是传统社会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恐怕并不为过。而在新式教育中，在很大程度上，教师由一个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转变为单一的知识的传授者；由传统的经师、人师合一的“士”转变为专业的知识分子，所扮演和承担的主要是知识技能传授者的专业角色。较之传统学校，虽然新式学校对教师要为人表率的道德要求也屡被强调，却难以成为其角色内容的主要成分。与此同时，植根于乡村的教师置身于“熟人社会”，社会舆论对其德行无时无刻不有制约作用。教师在新式学校中，舆论监督的力量弱化，相应地，社会对学校的教师的道德操行要求和评价降低。由此，在隔离于乡村社会的新式教育展开过程中，师与道呈现分离的态势，师道尊严的观念渐失其意义。

《大公报》载文分析了学生迎拒校长学潮事件时，指出“前清时，无论任何地方之学校校长，必须请其地德望最高之宿儒充之。无其资格者，本身亦不敢随便运动。在地方名誉不好者，即欲运动教职员一席一地而不可的。幸得之亦必不安而去，教育界俨然有不可犯之清议。”⑥

对于师与“道”、“德”的关系，在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时作了新的分疏：“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聘请教师的条件“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⑦这是代表现代教育立场的话语表达，此举虽有抗拒以政治原因取舍教员之意，但其中所隐含知、德分离，也不无消极影响。为师者之“道”被解构，师之“严”为政治化解读，师之“尊”自然难以为继。

对于这种变化中的教师群体，其内心感受及相应的行为也多有不同。在《蜀游心影》中，舒新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从前的生活，都是固定在教育的圈子里的：教育家虽然也是人，但因 …… 此处隐藏：948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