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的读后感10篇(6)

　　再谈到老猾俏皮这一中国人的特性，林语堂先生是这样写的：

　　“老猾者（old rogue）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出现实利、冷漠的行为，对进步抱持怀疑态度。他们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老猾是中国最高智能的结晶，其弊病是限制理想主义（idealism）和行为，粉碎一切革新的愿望和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

　　这种圆熟之后的性格特征，往往不会出现在年轻的少年人身上，它冷淡而实利，来源于道家的人生观。我们常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负一子而胜全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等的俗语，都是出自同一种根源的态度，即应付人生，以至圆熟的最高境界——讥笑进取，限制革新。道家哲学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是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质疑人类文明的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等存在之必要性，又对理想主义抱有那么些不信心。

　　百年之后，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时，不难发现，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其实并未有多大改变。

　　三

　　“知足常乐”是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之一，这并非消极地乞求快乐，而是一种乐天主义的田园思想。在欲求层面上，现代物质丰富的生活并不使得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狂热，而一点点趣事，都能使他们发自内心的愉悦，林语堂先生是如此描写的：

　　“一个强烈的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然而，我却愈发觉得，这描写的不是今天的中国人。

　　今天的中国人，知足常乐尚有人挂在嘴边，但人们却表现出各式各样的“焦虑”——因为担忧自己落后于他人，而期望不断向上晋升，这种焦虑的心态体现在社会的许多群体之中——学生要做最优等，考试要考到第一；做职员的也要时时刻刻掌握着升职加薪的机会。如果此时有人去告诉这些辛辛苦苦的奋斗者要“知足常乐”，别人定要觉得你是因为嫉妒才来胡说八道了。人们的欲望增加了吗？并不是，而是社会和文化改变了。在一个变迁缓慢的社会，当“父辈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时，社会心态往往会趋于保守和消极的无可奈何，满足于当下即为要紧之事。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内，中国经历了急剧而快速的社会变迁，带给个人的，是生活方式、社会地位、财富水平等方面迅速的变化，这种体验是前所未有的。但对个人而言，这必然是基于能力和机遇的一次竞争，市场的浪潮分拣出优胜者和落后者，竞争的残酷使得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界限渐渐清晰，尽管上下流动还在持续，但不论你是否“知足”，生活已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

　　这种“不知足”的心态实际上早埋有种子，并且有迹可循。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几乎从未尝过失败和落后的滋味，我们以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成就为荣，直到19至20世纪的教训和亡国之危，让人们彻底清醒，并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这种体验太过深刻，以至于成了社会的“焦虑”，甚至在50年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不断的缩短“超英赶美”的计划时间，豪情万千的吟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开展了一系列诸如土地改革、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单纯追求“快”的价值导向是那个时代除了阶级斗争之外最主流的心态，实际上也折射了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焦虑感。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心态似乎已裹挟着个人的意志奔向了市场的大流，一走进书店，装裱浮夸、书名抢眼的成功学便摆满了位置最佳的书架，而整个社会充斥的拜金思潮、“一起向钱看”也误导了不少年轻人的价值取向。诚然，开放自由的竞争市场和社会的变迁都将持久存在，而且可以预料，只要中国社会的这种剧烈变迁尚未完成，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精神上的“漂泊”状态，那“知足”更是无从谈起，费孝通先生希望中国能形成“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实际上，也就是找回老庄早已倡导过的“知足常乐”，让中国人的灵魂跟上飞奔发展的社会。

　　四

　　我还想谈谈中国人的公共精神。

　　在许多人的著作中，都曾经不止一次的谈到过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之缺失，故而将中国人形容成“一盘散沙”。鲁迅说：“龙门的石佛大半字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地东西，倘很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不很多。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他说“中国人不仅对公共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防范不严，便唾手可得，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的石头搬回家去了，城墙上的砖也一块一块的不见了。”林语堂先生更加直白，他说：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自己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正如社团、结社等词，公共精神一词是舶来的，在中国人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这些词的存在，尽管集体活动是有的（节庆、丧葬之类），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团体活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尽量不去涉及的。我们的社会政治哲学来自于儒家的“家国同构”、由家即国，即一种建立在家族制度及其扩大的乡属制度之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学说是一门入世的学说，它提供给学子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人治理国家的水平，实际上是从治理家庭的获得和体现的，国只是家的外延。当儒家确立“独尊”地位之后，便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主修课程，而且变成了影响个人具体生活的主流文化，由这些人、这种文化建立起来的政府，其家族意识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就不难明白在中国的封建朝代之中，皇帝、国家、政府有时是浑然一体的，皇帝对于“江山”的心态，更近似一种“我家后花园”的感情，而这种本质是为家长制的制度模式，相应也将培养出顺从的臣民了。

　　在儒家的这种逻辑体系里，最致命的一点便是在家族之外，忽视了制定人们与“公共领域“的交往规则。在五伦里，没有一伦涉及家族之外人们该如何与异族人相处，而家族内部的向心聚合力实际上将整个家族变成了一个互助的小组织，在组织之内，家族成员的互帮互助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而在家族之外，则”成为一座堡垒，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为什么公共的东西难以保存，就连城墙的砖头也会被一块块拆去，尽管明知不道德，但他拿回去垒了家中的墙，这不是在“齐家”吗？从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是导致中国人公共精神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小接受这种观点熏陶长大的少年，很难想象他将对公共政治抱有多大的兴趣。 …… 此处隐藏：107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