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当权派的“畸形外交”(2)

　　（二）武将求和。

　　中英文化不同，语言不通，文件的翻译往往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道光帝这个中国当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外交官”的谕令被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奉为圭臬。问题是由于受到交通因素的限制，现今的京广铁路北起首都北京，经过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南至广东省广州市，全长2273千米。对于当时的交通即便是六百里加急广州到北京从奏折的发送到诏书的下达也得也得十天。很明显这种速度对风云变换的广东格局无疑使致命的，虎门既败，琦善也随之被罢免。在一片主战派的喧哗中，老将杨芳星夜趱行，于1841年3月5日赶到广州。战火如荼，广州城已经岌岌可危，义律在得知琦善被罢免后，改为谋求先恢复广州通商。令人诧异的是作为军事统帅的杨芳竟然答应和谈，要知道光帝派他来是打仗的，一个军事统帅竟然玩起了政治：对上他采用“拖”字诀，鼓吹清军守防严密，一面又派遣余保纯与义律照会。很难想象一个武官僭越职权欺上瞒下，游走于道光帝和洋人之间。至于靖逆将军奕山，受天威而来，作为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的第三位大员，奕山更是皇亲国戚。既然是满清皇室，理应身负重任急于奔赴广东领导作战，但《广东军务折档》所记载的却是他迤逦不前。战争失利，靖逆将军与英军签订了《广州合约》他不敢如实向朝廷奏报这项和约，谎称英国人“向城作礼，乞还商欠”。但英国在勒索到巨款后，旋即撕毁和约，扩大侵略战争。虽然这些封疆大吏位高权重但仍然受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道光帝的牵制，要让他们与皇帝不明事理的主张和命令，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必然会出现尾大不掉，谎报军情、私下受和的局面，这时的大吏们尤其是满清贵族奕山实为“奉旨演戏”，私下进行密谈。笔者认为这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中产生的“广东式外交”是值得研究与深思的。

　　作者简介：宋韬（1990-），男，汉族，山西襄汾人，硕士，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