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那里寻找回来的路》读后感10篇(2)

　　没有反省就没有提升，没有比较就没有认同。在异域生活18年时间，既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然而，对于一位艺术家，却足以让他通过对异质文化的反省与比较，领会到本土文化的内涵和真义。就作者本人而言，他漂泊的目的显然不仅是为了出去，同时，也是为了回来。站在这个角度上讲，所谓“出去”，又何尝不是一位艺术家走向回归的必由之路呢？

　　《去那里寻找回来的路》读后感(六)：中国文化新概念：三足鼎立的根本

　　《法治周末》：你作为上世纪80年代“使馆画家”中的一名，你觉得他们看重你作品的哪些方面？

　　林墨：我的作品是实验水墨，用宣纸，可以装裱，他们也许觉得有一种东方的东西。但作品用的是他们的手法，所以他们起码能读懂。如果我画传统的花鸟、山水，他们可能就觉得那是工艺品，一定读不懂。

　　《法治周末》：有评论家提到，西方人评价中国当代艺术含有“艺术对抗政治”的标准，你怎样看？又是怎样评价“使馆画家”时代的意义？

　　林墨：使馆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有很大的作用。西方人也许是用某种文化策略，干扰你的文化自觉。西方人有他的选择，选择一个判断作为一个标准来影响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我们想可能是有这个目的。

　　但实际上有没有呢，我们不应该去评判。而且我觉得在艺术造诣上，他们没有把中国当代艺术和他们的大师放在一块，就是没有把你当艺术看。就相当于搞了一个奥运会，把你放在残运会上看。

　　《法治周末》：那么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的当代艺术，你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发展阶段和水准？

　　林墨：中国的当代艺术只能算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艺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已经玩过了，后来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已经触及到哲学的死点。所以就出现了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是美国人做起来的。二战后，美国经济强大了，但文化上弱，所以打出了当代艺术的概念。当时“马歇尔计划”中有两亿美元用来支持文化的，美国捧出了自己的艺术家，让欧洲各派理论家支持，把当代艺术的概念做起来。现在全世界跟着美国在玩，包括传统的老欧洲都被打败了。所以，当代艺术等于在文化上是新教徒把天主教徒给打败了。

　　所以中国当代艺术是跟着美国人玩。现在中国有钱了，能不能立一个概念出来？如果这样就和美国、欧洲形成三足鼎立，这样文化才能强大。一个民族只有文化强大了才是真正强大了。有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

　　《法治周末》：你觉得这个概念的基础是什么？

　　林墨：应该从我们的文化意识里去找，这就要看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民族智慧。

　　我们这个民族这一百多年来自信没有了，自信没了连创造力都没有了。我们的古人很厉害，只要提出概念就能创造出来。比如龙、凤凰、貔貅都可以创造出来。但今天我们没有概念，只能拿着西方人的概念描摹、引用，文化的话语权没了。

　　“主语”创作：我就是传统

　　《法治周末》：你说你现在的创作是在用“主语”创作，这是怎样一种创作观念？

　　林墨：我去拜访塔比埃斯时，他的那句“艺术能学吗？”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艺术根本就不可能学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反思自己，去内心寻找、追问。

　　我绘画的特点是直觉写意，是一种情感的直接表达。我的作品表达都尽量用主语来表达，尽量不用“形容词”，这样就会有冲击力，能够改变人们的视觉习惯。

　　《法治周末》：通过在国外的寻找，你发现了自己的路。你的新书名是《去那里寻找回来的路》，具体怎么讲？

　　林墨：巴西一个作家写一个牧羊人寻宝的故事，我看了很有感触。牧羊人在一座破庙里梦见远处有宝藏就去寻找，他去了之后被强盗逮住了。强盗就带他去挖宝藏，结果没有，就问他为什么相信这里有宝藏，牧羊人说是自己做的梦。强盗哈哈大笑说，自己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在西班牙的一座寺庙里有宝藏。这个牧羊人一下明白了宝藏的地点，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挖出了宝藏。

　　从这个故事我得到了启示。我认为我们的宝藏、我们的文化在自己家里，到别人家里去是找不到的，去那里是为了回来。

　　《法治周末》：所以你现在要回到自己的传统里，也回乡“寻根”。那么，你如何在你的艺术中处理传统？

　　林墨：传统，我是规避掉的。我认为传统是流在血液里的。我的基因就是传统，没有必要去画一个传统的符号才叫传统。我就是传统，传统就是真正血液里的东西。

　　《法治周末》：那你怎么归类自己的创作和作品？

　　林墨：我是不可以归类到西方的艺术逻辑中的。彭峰教授写了一本书叫“中式表现”，我唱了反调。因为表现是西方的，“中式表现”等于把自己的东西装到别人的逻辑里去。所以“中式表现”表现出一种不自信，它还是别人框架下的。这样是不对的。

　　他把我归类到中国的表现主义，但我不认为我是表现，我觉得这样的词不该用。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归类，我的作品可以说是书写性的、写出来的。就像书法一样，没有一笔是滞后的，也没有一笔是败笔。少一点都不是那个东西，这就是东方的，而不是西方逻辑下的。

　　《法治周末》：你现在跳出这个逻辑了吗？

　　林墨：我当然要跳出，一定要跳出这个逻辑。我回来的目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的责任。我回国的责任，是为我们的视觉艺术起到一点点作用。

　　在西方文化面前，陈丹青是败下阵来的代表

　　《法治周末》：杨炼在古堡里和你谈话时，曾说道：“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传统和现代、焦虑、自问、反乡愁、做文化上的逆子，这样的身份何谓你我，远离中国和西方，都是在创作里构建个人的身份符号。”在海外，艺术家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是如何应对和看待的？

　　林墨：当面对一个强大的文化时，中国的诗人也好、艺术家也好肯定会存在身份认同和焦虑的问题。

　　其实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强盛，文化上是多元的。我拿出来东西就代表我是从另外一个民族过来的，我就有一个身份。而一个西方白人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就变成弱势了。

　　我一直在做实验水墨，所以这种身份认同就很清晰。西班牙人把我当作少数民族画家，看作是整个文化多元的一部分。如果我跟西方人一样，和他们画的一样就没有意义，人家就不认同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