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8)

　　我们认为，上述变化彰显了中国政府执政理念与施政方针的重大改进。以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上任为契机，200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诸如淡化GDP指标、强调绿色GDP概念等执政新思路，成为了改革传统晋升考核机制的积极信号。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不再单一地以GDP作为政绩指标，而是将居民生活、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因素(15)，这直接导致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不再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而是将发展经济的热情、精力分散到居民保障与民生改善等方面。因此，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短视性效应和政策不确定性效应都得到了有效缓解，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也就减弱了。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地方官员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方面具有法定能力，伴随着官员变更，地方政策通常会因新旧政府政策偏好的不同而发生难以预期的波动，而这种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受长期以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晋升体制影响，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也有显著影响，而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内生性进一步加深了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充分考虑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内生性，进而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政策传导渠道进行深入剖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国的经济增长规律，进而提高宏观调控的效力，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本文基于更加直接影响地区经济的地方官员视角，利用月度地级市城市地方官员变更比例作为政策不稳定性的代理变量，在VAR框架下研究了1999~2013年间我国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及其风险的影响，同时考察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在这一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传导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官员变更会通过刺激地方官员的短视性政策扩张及加剧投资者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政策不确定性效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显著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这两种政策渠道的影响机制却并不相同，财政影响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短视性效应，而信贷影响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再次，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最后，官员变更引起的财政风险主要产生于地方官员的执政阶段，而信贷风险却主要是在经济运行环节中积累催生的，因此，在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应在不同环节对财政风险和信贷风险分别予以监控。

　　进一步地，为了更全面和稳健地考察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一方面测算了官员变更比率、经济增速、财政支出扩张以及银行信贷扩张之间溢出效应的动态演变路径，另一方面也以2002年12月~2013年12月为子样本来考察党的十六大换届选举出新的国家领导班子这一重大事件是否会对上述影响机制产生不同的影响。动态溢出效应的分析结果和子样本估计结果均显示，尽管全样本所揭示的基本结论依然是稳健的，但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以及官员晋升制度中的经济考核特征都在换届后有了明显的减弱；且随着“强财政弱信贷”局面的逐步改善以及政策不确定性效应的逐步弱化，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也正发生着从“建设性”向“公共性”的切实转变，进而大幅增强了其经济调控能力。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平缓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及其风险的负面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弱化GDP在政绩考核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的综合考核体系；另一方面要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工具，短期内要注意理性地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财政风险，而在长期内则要更注重控制信贷扩张与信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