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于铁军

内容提要　要处理好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性和政策性的关系,一条

重要的途径是发现某些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知识类型。欧内斯特 梅、亚

历山大 乔治和白鲁恂三位学者分别在历史案例研究、中层理论,以及国

别和地区研究等领域有突出的表现,这三种知识类型有助于缩小国际问

题研究中学术和政策之间的距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提供

和运用这些类型的知识,学者可以对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类型历史案例研究中层理论

别和地区研究国

国际问题研究或曰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各种各样的知识类型,比如现今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界耳熟能详的所谓“三大主义”,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便属于范式层次的大理论(meta2theory)。这些大理论,虽然对于制定或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也能发挥某些作用,但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结果必然距离现实世界较远,与某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距离更远,因此无论是解释、制定还是实施对外政策,这些大理论的作用都不能令人满意。以现实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支———新现实主义理论为例,作为一种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新现实主义所试图解释的是体系层次的结果,而不是特定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同的国家被视为功能相同的台球。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基本上都不在理论的考虑之列,其能为政策制定所做的贡献也就相

3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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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①当有限了。

但从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史来看,政策性毕竟是其基本属性之一,共同语言将越来越少,隔阂将会越来越大段与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减,。

,,既能体现,又可以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提供较多的帮助呢?基于,③笔者认为,历史案例研究、中层(middle2leveltheory)或中型理论(middle2rangetheory),以及国别与地区研究可能是三种比较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知识类型。以下,笔者将对这三种知识类型略作介绍。为了使介绍更加具体直观,对每一种知识类型,笔者将列举一位优秀学者加以说明,看他们是如何在学术研究和对外政策之间架起桥梁,使学术与政策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

①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广泛运用的“格局”一词,类似于新现实主义中的“结构”的概念。我们所讨论的“单极”、“多极”和“多极化”等概念,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国际体系层次的结构问题。这种讨论对于国家长期对外战略的制定无疑是有用的,但对于短期和中期的对外政策制定来说,用处便不那么大。如果国际格局几十年都处于“多极化”的过程中,那么其对国家中、短期对外政策或者对特定国家的政策的制定乃至实施的指导意义也便有限了。

②同是讨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和政策性之间的关系,当前国内外讨论的背景有比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政策分析专家和少部分大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感到,美国大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被国际关系大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及定量研究方法所主导,学术界研究的问题日益狭隘,对研究技巧的关注远甚于对其研究的问题的关注,结果导致学术研究和对外政策、理论和实践之间日益脱节,学术研究的成果只能在一个十分狭小的学者圈子中自我流通和消费。相比之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则是学术研究太少,所谓的政策研究太多。但随着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持续引进,美国现在的问题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明天的问题,因此现在国内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也不是无的放矢。而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如果国际关系研究日益远离它所研究的现实世界,仅仅纠缠于一些“纯学术”的细枝末节和幽玄高妙的学术论争,那么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无疑将会降低。

③国外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参见JosephNye,Jr.,“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ele2vanceofTheorytoPractice,”inChristianReus2SmitandDuncanSnidal,eds.,TheOxfordHandbookofInternation2alRelation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pp.6482660;AndrewD.Marbleetal.,“SpecialRoundt2able:BridgingtheGapbetweentheAcademicandPolicyWorlds,”AsiaPolicy,No.1,January2006,pp.1241;Ste2phenM.Wal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oryandPolic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Vol.8,2005,pp.23248;BruceW.Jentleson,“TheNeedforPraxis:BringPolicyRelevanceBack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6,No.4,Spring2002,pp.1692183;JosephLepgoldandMiroslavNincic,BeyondtheIvoryTower: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IssueofPolicyRelevanc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1;MiroslavNincicandJosephLepgold,eds.,BeingUseful:PolicyRelevanc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2ry,AnnArbor: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0;PhilipZelikow,“ForeignPolicyEngineering:FromTheorytoPracticeandBackAga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8,No.4,Spring1994,pp.1432171;AlexanderGeorge,BridgingtheGap:TheoryandPracticeinForeignpolicy,Washington,D.C.:UnitedStatesInstituteofPeace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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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案例研究

法国历史学大师马克 布洛赫曾言:“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制定为例,1930年代,②对越南的干涉决策则深受“朝鲜战

③”。即便在1990年代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

慕尼黑”和“大屠杀”类比在美国决策圈仍时有耳闻。在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中,这种历史类比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但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人如丘吉尔者,决策者的历史知识大多只具有业余水平。“当诉诸于类比时,他们常常一把抓住所想到的第一个类比,而不是去做更为广泛的探索。他们也不会停下来对案例来进行分析,检验其适用性,甚至也不问在什么情况下这一案例可能会是误导的。他们将一种趋势看作是贯穿至今,并常常认为未来会继续如此。他们不会停下来想一想,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趋势,以及为什

④么一种线性的预测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还不得

不面临时间紧迫、所需信息有限、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等一系列问题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学者的帮助,决策者很容易会将一些危险的、过于简单化

⑤的或者根本无甚联系的经验总结运用到他们当下所面对的危机或问题上。

这样一来,学者特别是那些历史学者的作用便显得十分重要。在对外政策制定中,需要大量外交史(或者是国际关系史)的知识,而能够提供这些知识的则主要是外交史学者或曰国际关系史学者。一位优秀的外交史学者,可以借助其长期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积累,通过对历史案例的解读来为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帮助。在这方面,2009年6月1日刚刚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 梅(ErnestR.May,1928—2009)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①MarcBlock,TheHistorianπsCraft:ReflectionontheNatureandUsesofHistory,NewYork:VintageBooks,1953,p.12.

②哈里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7—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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