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白居易乐府诗之比较(2)

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白时期，白居易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白居易大量创作新乐府诗，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真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皇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

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是杜甫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杜甫所

开创的写实的精神，绕过了大历诗坛对形式的追求，到元稹、白居易的时代才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诗学观点的传承。杜甫以后，也有一些诗人继承其变新的余绪，“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诗歌要写实、要讽刺的主张到了白居易有了更加明确的阐发。他说作诗要“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总而言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作为文而作也。”并且明确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都与杜甫的诗学观点一脉相承。

白居易评论杜甫诗，也是从写实的标准加以裁定的。白居易在创作上继承杜甫写实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乐府诗的写作。杜甫一贯重视运用乐府体裁来反映现实生活。杜甫以前的乐府诗，一方面继承《诗经》及汉魏乐府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即事名篇，自创新题。杜甫的文学活动对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写了很多新乐府、古题乐府等更加创新的诗篇，极大地发扬了杜甫新题乐府的精神。

白居易在《伤唐衢》诗中，说明了写作《秦中吟》的目的：“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明显是要表现民病，以及引起民病的各种政治、社会弊端。他在写《新乐府》时，更是与杜甫的新题乐府一脉相承，而且将杜甫的即事名篇精神进一步发展，以成为讽谕诗。

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力推重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石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诸章，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等诗句。白居易的乐府诗，如《秦时吟》中的《轻肥》、《买花》，《新乐府》中的《道州民》、《杜陵叟》、《卖炭翁》、《缭绫》等，与杜甫诗一样，注意表现劳动人民的辛劳与困苦，而且强调作诗时特别需要核实，与现实生活靠近。

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特色，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

李白、杜甫等以乐府诗歌的实际创作，而显示出乐府发展演变方向，但并无理论总结。元稹、白居易继之，提出新乐府理论并进行创作。总之，盛唐李白为古乐府集大成者，是“正宗”；杜甫学习李白乐府而半变，系“大家”；白居易由杜入李而大变，是“正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