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伦敦都市圈对中国的启示

大伦敦都市圈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可以从欧洲大都市圈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学习。”在日前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大都市圈发展：国际比较与启示”研讨会上，英国雷丁大学凯茜·佩恩教授如是说。

　　以伦敦金融城为核心区的大伦敦，是如今英国银行、保险（放心保）等金融服务业和创意、教育、文化、旅游产业中心。有“一平方英里”昵称的金融城，也是伦敦作为世界金融重镇的象征。伴随着工业的整体衰落，以往传统的制造业基本迁出了伦敦，甚至迁出了大伦敦地区，例如汽车业都聚集在伯明翰东南部的考文垂市。

　　大伦敦规划秉承了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爵士提出的“以小城镇群代替大城市并努力保持小城镇就业平衡”等城市规划理念。2004年，大伦敦规划又提升到了更环保、更宜居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佩恩教授以英国大伦敦都市圈为重点，介绍了目前大都市圈发展规划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大都市圈发展提供了宝贵建议。

　　专业化推动多中心发展

　　据佩恩介绍，大城市或是超大的都市圈是指由10个至50个城市和城镇所形成的网络，其在物理上是分离的，但是功能上是相互联系的。这些城市以一个或者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作为核心进行聚集，并且通过新的分工来实现超大的经济能量，“研究发现，每个地区都会有一个关键的全球城市中心，也就是说，它的全球化程度是地区中最高的。例如伦敦和巴黎。”

　　在佩恩和许多学者看来，全球性的企业往往会选择所谓的全球性中心。而在全球性中心外围的地区，会聚集一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有的城市有IT方面的专业知识，有的城市在法律方面的专业性很强，多中心的区域往往会去关注专业性，而不像巴黎或者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各种专业都能找到，“所以部门的专业化，是推动多中心存在的一个重要动力。”

　　在一个区域内的首要中心城市，一般都具有全球性的连通性。巴黎和伦敦的大都市圈看起来像是一个“单中心”，在地图上并没有显示出在这些城市外围小城镇经济的活跃增长。但像莱茵鲁尔这样，作为全球中心之外的专业中心，在推动整个大都市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方面也起到不小的
作用。佩恩建议，在考虑中国大都市圈发展情况的时候，应该把周边城镇的经济活力也考虑在内。

　　对此，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认为，根据其当前研究发现，城市研究已经显现出极其重要的群落现象。吴志强说，今天的中国污染带已经从北京往西，经过西南带到了四川，沿长江往下走，经过武汉到上海。然后由上

海往东北走，集群到京津冀。这种群落之间的污染、雾霾，是今天才弄清楚的。今天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关注的竞争力问题，而是一种生存问题，因此，如何把底线筑好非常重要。

　　APS促进都市圈发展

　　此外，佩恩强调了先进生产者服务业（APS）在大都市圈尤其是核心城市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在伦敦这个核心区以外有各种各样的服务业。总的来讲，它们聚集在伦敦的中心。但是在伦敦之外，也有这样一些服务的聚集区，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

　　关于APS的研究能够为中国提供怎样的借鉴？佩恩认为，在这方面，中国的问题在于其大都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引这样一些服务业的到来。就像伦敦以及欧洲其他情况类似的都市圈，凭借一些专业性的劳动力吸引到了企业来安家落户，“我们研究的关键部分就是考虑哪些城市被选出来成为了服务业的集中点。其中有一个关键点会决定这些服务业去哪里，即是否具有专业的劳动力，当然也在于劳动力的多元性是否能够获得不同的语种和能力，这是在一些全球性的大都市都能够找到的关键资源。”

　　对于中国来讲，全球APS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给初级产业和二级产业带来更多价值，研究发现，在上海以及其他城市，生产者服务行业为更低价值的生产部门带来更大的价值。另外，我们也认识到增长必须是自发的、自身性的。因此需要考虑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在发展生产者服务行业方面，不仅要把视野放在跨国公司，也要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对此，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顾朝林表示，“我们学者之间的东西怎么能让政府，或者是公众、大众普及化，怎么能把它变成一种公共政策。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不可否认，正是得益于APS的发展，中国的都市圈在全球化趋势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研究泛黄海地区的跨境城市的合作，佩恩发现，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很多城市功能之间都有着密切联系，但近年来，区域间分工却在改变。首尔、东京以前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随着中国大都市圈的发展，韩国和日本希望能够和中国建立更多的合作，在上海、北京、首尔、香港、东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协同
增效，“我们不仅看到分工的改变，也看到了平行行业内的贸易，看到更多的城市和中国的大城市、大都市圈进行合作。”

　　都市圈发展需改善治理不足现状

　　回顾一些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政府的规划引导在其中起到了不小作用。大伦敦都市圈的发展亦是如此。据了解，“大伦敦市（地区）”这个名称

与行政区概念是英国在1963年通过的《伦敦政府法案》中正式提出的，并于1965年4月1日随着法案的正式启动开始使用。

　　佩恩表示，在对西北欧洲的研究中发现，所有这些被研究地区存在治理不足的现象。治理机构的规模，总是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要求。因为这个功能的分区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很难去界定经济的分区。此外，佩恩及其团队认为，大都市圈的发展确实存在机构之间合作不足的情况。因此，合作式的思维尤为关键。在规划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和空间等方面的规划，还要考虑不同政府层级的功能划分。

　　在做中心研究时，佩恩发现，在英国，区域机构的规模很大，基本上在英国的九个区域当中都有涉及和覆盖。他们在进行经济规划和空间规划时，合作得不错。比如，空间设计规划部门会征询经济发展部门的意见，经济发展部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和空间规划部门进行磋商。所以，空间规划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就能够相互融合。由于这些机构并不是遴选出来的，所以并不是特别民主。这些地区部门需要通过合作来跨越部门的边境，因此，这种跨越部门边境的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和珍贵。

　　“目前，英国政府是一个联合政府，在这样一个政府领导下，融合了九个地区的38个部门，一起来做空间规划。但是在具体的战略规划方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克服我们在社区规划方面的协调问题。虽然目前来说，我们自下而上的空间规划有比较好的
发展，但是却没有补充性的战略协调机制。此外，我们有38个地区部门进行了合作，但是现在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它们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英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但我想这对于所有发展大都市圈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挑战。”佩恩认为，这正是英国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协调方面的现状和不足。(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