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圣伯多禄的路上的读后感10篇(6)

　　从《微神》到《微风一息》，这确实是文学史上非常有趣的前呼后应，也是值得重视的创造。

　　三、生命哲学与抒情传统

　　吴文君的小说，看起来淡如月色，意境甚美却无关宏旨。事实上，这里面有不少篇章，也蕴含着不同的生命哲学。

　　《坐在尘埃之上》这一篇的思想内核，或可看作是存在主义式的——这是很多“70后”作家的共同取向。我者与他者，自由与约束，身与心，情与欲，生存与死亡，恐惧与战栗……所有存在主义的经典命题，在这部小说里都有回响。对于小说里面的莲来说，绝望确实如存在主义的始祖基尔克果所言，是“致死的疾病”。

　　更有意味的是，在写完这一小说后，吴文君似乎很快就远离了这种暴烈而激进的思想，不愿意一味地往阴暗里走。在《后屋》等作品里，存在的悲剧性感受依然还在，却被有意识地淡化了。后园固然藏污纳垢，是一个幽暗之地，却也不失生命的亮色。到了《圣山》、《在天上》这些作品，更有了些顺应自然、逍遥自在的庄禅气息。《圣山》里的刘瑞，所过的，是一种近乎无为而为的人生。早年时，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阴影，比如遭人欺凌，他也一度有反抗之心，甚至在心里会觉得父亲过于懦弱。等到发现更多的不如意悄然逼来时，他反而逐渐学会了忍耐，接受。凭着这一种人生态度，有的人生阴影并没有得到驱散；生命的亮色，也持续地在他的周围闪烁。他孤独，却没有完全出世；他卑微，却也不至于毫无尊严，彻底匍匐在地；他没有令人如鱼得水的家庭，却又对家庭不离不弃。

　　要理解吴文君小说里生命哲学的转变，最好的个案，莫过于《蚂蚁》。这篇小说，有两条线索，其一是：“立了秋的第四天”，杀气很重的时节，水洁将一些石榴种子埋在阳台上的花盆中。九个月过后，花盆里突然多了很多蚂蚁。用了糖引诱、水淹等方式，想着驱散蚂蚁，它们却不为所动。水洁下了猛药，将蚂蚁杀死后，花盆里又多了一棵植物，也就是《诗经》里所说的荼——苦菜，苦苣菜。按照吴文君在《“蚂蚁”记》里的说法，她最初是打算“依照时间顺序，如实述说花盆里怎样有了蚂蚁；蚂蚁死了，怎样变成草，怎样饱含亡灵怨气似的越长越高；草茎有须，须如蚂蚁；再然后，草开花结籽，无数形如蚂蚁的草籽披着绒毛随风而飘……”，只是“思想逐日而变，写下的总不能满意。”

　　几番辗转后，在最后一稿里，“蚂蚁”已不是原来所设想的“蚂蚁”了：“‘蚂蚁’起始是石榴；石榴死了，成了蚂蚁；蚂蚁死了，成了野草；草开花，种籽随风而飞，生命如此循环，改头换面，如古人说的雀化为蛤。”前后两种说法里，起码有两个相异的地方。在后者中，所谓生命循环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亡灵的怨气”，则被有意无意的化解了。

　　除了这一“物”的线索，《蚂蚁》还有一条“人”的线索：水洁的童年记忆，她的婚姻生活，她与母亲、前夫、前男友等人的交往。两条线索，其实在小说里互为参照，互相交织。而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物，水洁都以爱心与诗心对待。对于恶，她倾向于谅解和宽容；对于生命，她充满爱意和珍重；对于已逝之情，她充满感恩与追悔。于是，借着“有情”之笔，蚂蚁、黑鱼、苦菜这些平常之物，也成了值得珍视的对象。这当然是一种很美好的生命哲学，也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境界。

　　读吴文君的这些小说，很难不令人想起黑塞的一个说法：小说是假装起来的抒情诗，是给诗的灵魂的实验借用，作为一种标志去表达他们的自我以及世界。确实，吴文君似乎无意于成为本雅明或莫言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不如通常的小说家那样重视叙事，尤其是宏大的国族叙事，而是更多地以抒情为“志业”，着意于呈现“那些心理学的暧昧领域”，传达个我诗心里的感觉、意象与心象。由此，她的小说，亦可称之为抒情小说。

　　这种抒情小说的创造，在中西文学史上，其实都不乏典型。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还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废名的《桥》、《桃园》，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等，都属此列。吴文君的创作所承接的，也正是这一脉络复杂的写作传统。如果要做更详细的区分，也可以说，她早期的作品，更多是受西方思想和西方小说的影响，接近于伍尔夫所说的“心理学的诗”；在晚近的创作中，她则更多是想着“回到先秦”，回归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抒情传统。

　　按照陈世骧、普实克、高友工等学者的说法，抒情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特质。“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于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独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型。所以，发展下去，中国文学被注定会有强劲的抒情成分。”在五四以后，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和时局的动荡，风气才开始改变，叙事终于压倒抒情。而不管是遣词造句，还是在布局谋篇，乃至于思想立场的选择上，吴文君的小说，都与此一抒情传统若合符节。比如在《蚂蚁》里面，吴文君就别有深意地引入了“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和“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等古典诗句，还以水洁、付义的女朋友等来呼应迎春等古典小说里的人物。对《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里种种意象的化用，更不在话下。

　　这种对抒情传统的自觉赓续，对吴文君的写作来说，是大有意义的。在“70后”作家中，卫慧、棉棉、盛可以等，喜爱的是极端叙事，尖锐而生猛；张楚、弋舟、蒋一谈、魏微、付秀莹、吴文君等，则逆其道而行之，偏重抒情。吴文君以轻灵、轻逸为美学价值，重视意象和心象的创造，重视留白的艺术，《后屋》、《银灯笼》、《红马》都可看作是这种美学实践的上乘之作。可是她有的作品，比如像《小维娜和猫》、《米萧的宝石》等等，不但没有到达轻灵、轻逸的境界，反而显得有些轻飘、轻率，俨然是当下流行的“小清新”。仅凭《后屋》、《银灯笼》、《红马》这类作品，吴文君亦不足以和张楚、付秀莹等区分开来，反倒是《蚂蚁》这种有意赓续抒情传统的作品，如朦胧夜色中的火焰，让人眼前一亮，怦然心动。我想，吴文君不妨从这“一点”开始，继续思索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关系，拓宽、拓深自己的写作，也为抒情传统在当下开出新的面相。 …… 此处隐藏：97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