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院的1001天读后感10篇(3)

　　很高兴元豪兄的书在此时出版，分享自己的心得，并让法律人与社会大众都更有机会接触到法律的另一个面向。也很高兴法律教育界有元豪兄这样的人物来展现“身教”。当然，更高兴的，是藉由写推荐序的机会，让我能够先睹为快这本书。

　　是为序。

　　《美国法学院的1001天》读后感(五)：留学学什么？——摘录书中札记一篇

　　【按：一转眼，读这几十篇有趣的LL.M+SJD学术/生活札记，已是两年前的事了。廖元豪赴美前已在从事公法研究，他的Law School生活体验跟多数人是很不同的；有着妻子陪同，在印州村子里潜下心来，不觉就是三年，这样的生活倒也颇有滋味。他的札记，透着象牙塔气质和学术关怀，与诸如LL.M转JD或是考Bar技巧之类的法学院学生关注的务实问题无涉，同时也都是新鲜体验和直观感受，没什么伪饰，我觉得很有爱。当年了摘录其中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想留个念想；如今，竟也已经是从美帝某村苦逼生活中回来一段时间的人了，重看之下，有些感触——那就是我非常不后悔学了大家都不去选的没啥“用处”的课，比如刑法、刑诉、证据法什么的。同学们，人生苦短，想学点什么就去学吧~以上。】

　　最近在准备论文，再复习美国文献对“平等”的不同诠释立场——有人认为平等是“免于不合理差别待遇”的权利（这也是台湾流行的论述）；但亦有许多人认为平等是一种“反宰制”、“反压迫”的权利。按前者的看法，平等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恣意禁止”，是一个一般性的法律原则，适用在“每一个个人”；但从后者的角度，平等乃是“被压迫者”、“被宰制者”的权利，是他们用以反抗的武器。这两种观念的差别，主要在于：优势地位的主宰者，有没有主张平等保障的余地？

　　这让我想到一些东西：这么多留学生出国学习知识，学的是“谁的”知识？学到的是留学国的哪个方面？

　　在来美国前，我知道美国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光鲜亮丽、文明富裕，动辄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的美国，也是台湾人所熟悉的美国。另一个美国，则是一个不断反抗压制、奋斗不懈的美国。前者是白人的、男性的、资本阶级的美国；后者是少数族裔的、女性的、劳动阶级的美国。可是这么多年来，无以计数赴美留学的人，有多少人接触甚至知悉后面的美国？当然，能够远赴重洋，到美国这个学费极为昂贵的地方读书的人，本来在社会上就多半是“菁英”的上层阶级，回国后也基本上占得到好的社会位置。加上来到美国，是待在“校园”这个相对纯洁的环境内，与美国社会里的“菁英”一起读书研究。你来这儿怎么会去关心，怎么会去注意那个似乎与你无关的声音呢？这或许也部分可以解释，为何女性主义，还多少能够被引入台湾地区，至于美国的种族抗争、阶级压榨，明明在台湾地区也是值得讨论的议题，却鲜少有人引进了——因为至少有女性菁英到美国来关注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很难看到少数族裔或是下层劳动阶级能够渡海来跟美国的“对口阶级”对话。

　　也因此，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自己的舆论可是把政治人物、选举程序与法制，乃至法院，都给骂个臭头。到现在各级政府还在从事选举改革，相关团体也在施压让联邦与州政府调查选举期间的种族迫害。然而台湾地区的媒体当时竟然一面倒，赞扬美国的民主法治精神！美国60年代以降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以及绵延百年的黑人反抗运动，在台湾地区也鲜少有人介绍。反而是那个放弃赴美留学的南方朔写了几本书，还有很多“非学者”的社会运动者介绍这段时期可歌可泣的历史。即使纯粹在学术象牙塔，美国自己的批判论述其实也是多不胜数的。你非常容易就能够看到许多文献，对美国文化或是资本主义结构的深层检讨与批判。这些批判性的论述，与各类反抗运动相互结合，分进合击，促成美国一波波的革命。今日的美国，与三十年前，与五十年前，与二十世纪初新政前的巨大差异，正是这些批判力量的成果！忽略掉这个面向的美国，其实只是被美国优势文化洗脑后回去当宣传机器而已——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天生反骨，花了几百万台币在美国读书后回去提头闹革命；只是很谦卑而肤浅地说，没有接触到这个反抗挣扎的面向，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国家漂亮外表下的血泪，也不能真正看到这个国家进步的活力！

　　回到“法律”的层面，在前者的美国，法律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或“保障个人既有权利”的工具。在后者的美国，法律则有两种相反的功能：一是作为主宰阶级的镇压工具；一是作为反抗、挑战宰制的利器。跟台湾地区的社会运动者、反对运动者不同，美国的被压制群体，是很习惯于运用法律来战斗的。他们不迷信法律，但是充分运动法律。透过各个团体的运作，一点一滴地操作既有的法律论述与逻辑，在法院或国会一仗一仗争取目标的实现。

　　例如，十九世纪时，美国法院用“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说法来为种族隔离制度背书——只要政府提供的设施是水平相当的，那么种族隔离制度不违宪。黑人团体说，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案子来检验政府提供的隔离设施水平是否相当。经过几十年努力，打了许多官司，慢慢突显出“隔离，但平等”理论的荒谬，到了适当时机，终于在1954年，在“法律上”一举推翻隔离制度。（当然这场仗还没完，此后仍然经过二十年以上的努力，才真正把种族隔离制度拔除。）又如早期法院虽已开始否定“种族歧视”，但尚不认为“性别歧视”是个宪法问题。于是女性团体分进合击，一方面推动女性平权修宪案；另一方面打宪法官司，把“性别歧视”类比于“种族歧视”来挑战。结果是后一策略成功了，法院的障碍有时比政治的障碍更容易突破。

　　然而要操作这种策略，与事者要有两个前提：对现行法的熟稔，以及坚持“挑战现行法”的信念。质言之，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认为我们的法律环境，太缺乏挑战批判的色彩，反骨太少了。所谓批判，不是在法律规则里转啊转，不是技术性地说那个条文该修改。而是要能深层地去检讨，到底这些法律规则背后的价值是什么，值得支持吗？它们所服务的对象是谁，真的是“全民”这个永远不存在的虚幻概念吗？唯有深入思考到这个层次，然后衍生出来的法律论述与策略才有意义。真正的“进步”其实是这样来的。

　　台湾地区的问题是：法律与社会运动相互疏离。社会运动者有着反抗的目标与理念，但鲜少认为法律论述或策略对他们有什么帮助。而法律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律师——的确也不知从何帮起，因为多半没有这种反骨，没有这种深层批判的训练。（女性权益的争取，在这方面好像好一点点。）这样的法律人，要用来批判前国民党威权统治或是粗糙明白的压制统治，或许绰绰有余；但若想在这个全球化后现代，一切界限都愈趋模糊的时代，找出适当的战斗位置与策略，就力有未逮了——请问几个法律人曾经想过，政党轮替后，今天的“霸权”在哪里？ …… 此处隐藏：1132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