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上下新校本）读后感10篇(2)

　　《国史大纲（上下新校本）》读后感(五)：进退之间：中国古代宗教比较——《国史大纲》阅读笔记

　　从未正规涉猎国学，却从这部历史书里有所学习。Mark一些学习笔记：

　　中国古代宗教以皇帝为“天子”，为上天与人世之间的仲介，皇帝能尽此责任，就是圣君。这一点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古代文化非常接近，比如说埃及的法老。

　　正好在读一本Mark Lilla写的《夭折的上帝》，里面对早期人类的这种近乎本能的思考有这样的讨论：为什么有些宗教信仰被转化成了有关政治生活的教旨？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看成是一个有意图的人，而宇宙秩序就是那些意图的结果，那么神的意图就是一种积极的意志，而非沉默的结果。政治就此掺和进来——政治生活围绕着关于权力的讨论：谁可以合法地行使权力去支配别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怎样的条件下？

　　然而神对于中国人而言后来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可能与儒家的兴起和长期统治有关。儒家注重“人道”，而非“神道”，因为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的地上王国，统治于圣君之下，推行一种圣贤政治，以道德理论教化人民（sounds quite familiar）。对于个人而言，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大众谋现实，不为个体营虚求。人生理想，唯在此生此世。

　　相对于儒家的“教化”，道家则主张“不教”，他们的理想是“小国寡民”（这点在今天看来太反自然，因为民乃人，人乃动物，动物乃以繁殖为目的，如何可以始终保持“寡民”呢？），不愿有团体和社会的压迫（与西方社会六、七十年代一些乌托邦团体的实验社会有相同的诉求），不乐于为团体社会作个人牺牲。所谓“鱼相忘于江湖”，其理想社会，正如江湖，群鱼自得其乐，丝毫无束缚。既然无求于社会，则一切需自给自足，即不可能，于是幻想做“吸风饮露”的仙人。

　　于是中国古代文人，于盛世则追求儒家的大众人文业绩，如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于乱世则转向道家的私人修行解脱，如东晋士族从“经学世家”转而追逐庄老，只求“致性逸情”，不用世事。比如著名的东晋头牌知识分子大V王羲之，早年追求文学书法，晚年就喜欢跟着一帮道士到处寻丹访药，而他的好儿子王徽之也以一个浪漫的“雪夜访友”的故事立下flag：某夜王先生忽然来了兴致要去看一个朋友，于是不顾大雪，打了一艘船上路，等到天明到了朋友家附近，觉得意兴已尽，也不上楼了，直接掉头返回自己家里。

　　除了儒和道，后来又来了佛。

　　佛教从东汉末传入中国，于南朝开始兴盛。与儒家“融个我入大群体”的思想相反，佛教要“脱离大群体而完成自我”。小乘时期，强调轮回果报，与中国世俗祭祀阴阳巫道有相通之处；大乘时期，强调世界虚实，名相有无的哲理思辨，与中国的老庄玄学有相通之处。而天台、华严、禅宗则重视自我教育，人生修养。

　　而中国古代各朝代对于佛教的态度也是多有反复。南朝梁武帝崇佛，于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清代人考据，当时南梁境内有两千八百多座寺庙，单是都城建康（南京）就有超过七百座。

　　但是从南北朝的北周以降，却有三次著名的毁佛运动。主要是统治阶级发现大批民众信佛以后，要么入寺为僧，导致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同时民众把大量钱财捐到寺庙，令得国家的财政受到影响。比如北齐时代就有人说“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国之为给不充”。到了北周武帝，认为“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益；佛教费财，并宜罢之”。于是倒佛：“八州寺庙出四万（僧人），三方释子，减三百万（信徒）。皆复军民，归还遍户”。到唐武宗时期“恶僧尼耗蛀天下”，毁寺四千六百，归俗僧尼二十六万。

　　……

　　如今的中国人，又当如何选择呢？貌似具有大量“机构”的佛教如今在民间的势头最强，道教始终不成气候，而儒家虽然最具有文化的亲切感，虽然最适合支持中国式的政治统治，然苦于意识形态之限，无法堂而皇之地回归，又会走向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