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史经典读后感10篇(2)

　　１９４４年，李自成败亡后三百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说李自成的大顺军在进入北京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终于导致了失败。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时候，还意味深长地告诫中共干部，“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李自成成了因腐化而失败的反面典型。但是顾先生的结论不同于此，在他看来，大顺军占领北京前后四十二天，采取了包括稳定社会秩序、接管朝廷各衙门及地方政权在内的九项举措，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操练，所以他“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李自成另外的失败原因，通常还被归结为“流寇主义”，也就是率军转战各地，而不重视地方政权建设。事实上，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都在占领区域设置节度使、防御使等管理地方军政。本书后附录有大顺和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员表，使“流寇主义”的说法不攻自破。其实恰恰因为李自成在各地留下了太多的驻军，才导致他出征山海关时兵力不足，结果被多尔衮、吴三桂的联军击败。在推翻各种陈说之余，顾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还解决了几件历史悬案。如曾被《明史》记载的所谓“荥阳大会”，以及郭沫若言之凿凿的李岩其人都被证明为子虚乌有。

　　因为时代的局限，《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还留有阶级史观的痕迹，如“反革命的屠刀并不能解决尖锐的社会阶级对抗”之类的语句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不合时宜。顾先生站在农民军一方说话不假，但是从没有失掉史家应有的客观精神，对任何问题都是依据史料，有一说一，不掩恶，也不溢美。明末之际与李自成齐名的张献忠，向以“屠蜀”闻名，以至于鲁迅说他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顾先生在书中驳斥了一些史书的污蔑之词，但也承认张献忠镇压官僚、地主时，“常常迁怒于当地居民，派出军队不分良莠滥加屠杀”，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其他包括明军、清军在内的各支武装也都曾在蜀中大开杀戒，那么将所有的账都一股脑地算在张献忠身上，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至于李自成、张献忠的对手崇祯，历来都有史家表示同情，因为看重他励精图治的努力和壮烈殉国的气节。崇祯或许算不上昏聩，可也确实不是什么明君。在部署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他的政策和用人都是反复无常，缺少远见，甚至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崇祯都还不肯打开自己的小金库，犒赏将士——那些积蓄相当于李自成手下大顺军两年的军费。孟森先生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固然不错，但从顾先生笔下看崇祯，就会知道他的亡国不全是时势使然，一定程度上属于咎由自取。《明末农民战争史》“平视王侯”，全书对明神宗（万历帝）、明思宗（崇祯帝），以及各藩王都直呼其名，而不使用庙号、年号或封号代称，与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不谋而合。

　　顾诚先生在２００３年的时候已然病故，随着他们老一代学人的相继离去，严谨、扎实的学风在学界日益缺失。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有机会看到如《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这样文字既流畅，又足以传世的学术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