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脚下的读后感10篇(2)

　　今日的人们看待那个曾经的岁月，尽管那些过去的早已经逝去并永久地成为了历史而篆刻在相关的历书之上。不过我们依然会怀着某些执着，不懈地孜孜不倦地回味和追索着曾经的那段沧桑历史---晚清“改革开放”三十年。而在《天子脚下》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感受一番历史重温。

　　题为《天子脚下》，字面意思理解只是地点的场所，实则是故事发生的所在地。天子的脚下自然是政治的核心所在，而在核心所在会发生的一切自然会汇集了一个国家的方向和动态。漫画卡通般的清朝人物画像封面忍俊不禁地带领着书外的读者步入那个过去的岁月。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强调的，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围绕着1860—1890年晚清“改革开放”三十年而展。里面的内容涉及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内忧外患，历史人物，社会问题，政治难题等等话题。尽管这些历史我们也许早已熟知并了解，但是作者通过自我的归纳总结，在谈笑调侃的风趣文笔下一一详细地表现出了另类的触觉。与此同时，有别于其他的晚清题材书作，这里的很多内容都集中在了相关的那个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分析和总结。与此同时，书中同样也摘录了某些那个年代的真实记载，虽是古文却并不难理解。相反地却更是让人身临其境般地感悟在那个年代。天子的脚下注定发生着众多的事情，此类的事情完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为值得一道的是，本书的作者非常巧妙地通过很多最熟悉不过的形象比喻来讲解着这段其实更是历史上波涛汹涌的事件详情。透过这些事件的回顾，我们看到的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改革。尽管名为改革，但是通过一本原本早已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而推展的举措却是成为了一个最为尴尬的改革。正可谓有这个心，没这个力；正所谓有想改革的企图，却实革不了的荒唐事。本意是好的，结局是惨的。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后台，错误的背景，错误的决策者，一切的一切注定了这场晚清时代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我们或许可以在这场改革中看到某些的成就和进步，但是更多的则是失败与无奈。天子脚下的这场原雄心壮志的改革就此破灭于此而已。

　　通篇的阅读，让我有着一种怅然和失落。但是，也正是这部《天子脚下》一书，却以其特有的形式深刻地向我展开了一段天子脚下所发生的改革事宜。详实的内容，不拘小节的构思，生动活泼的历史画面带领着我重新一睹这段过去的岁月。身处天子脚下，却道敢问路在何方？了然如胸地解读过去的同时，更是沉浸于那一个失败的“改革开放”.

　　《天子脚下》读后感(六)：雪珥说的只是历史吗？

　　《天子脚下》全文就是围绕直隶，更精确一点就是围绕“首都2.0版”的天津来展开的。作者写得丰富，但也天马行空略显散乱，所以读来杂感也乱七八糟。

　　第一，关于宣讲圣训。这个概念是我第一次读到，原来这种宣传口儿自周朝以来就有，到明朝被发扬光大，延至大清。这种形式上面喜欢，下面迎合，还养活了好大一批人。以道德标榜进行宣传，对于社会的进步和稳定效果甚微。反观《菊与刀》里面提到的，在日本军人中宣读的天皇训谕，却效果显著。或许是因为前者要求安定，后者要求牺牲，前者讲求和谐，后者强调纪律，对于松散的中国社会而言如同放屁，对于危机意识强的日本军人而言刺激效果显著。再推广到中国铁路公司股票发行遇冷，投资者宁愿相信俄国商人也不愿相信官员。正如书中引薛福成所说“夫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四者俱不如人。”综合起来说，如果企图单一用道德宣讲去推动社会进步，是缺乏基本常识的，结果只会导致出现少数“可怜的”善人、大批被愚弄的老实人和一帮趁机获利的不守规则者，当然拥有寻租能力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也属于第三种人。只有强化法律和规则意识，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关于晚清改革的失败。晚清的改革看似风风火火，实际上被伊藤博文等人早就看出来不可持续。这一是由于改革并未触动根本的制度层面，只改皮毛而不能改根本。这是由中国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体系决定的。日本的天皇制度与中国的皇帝制度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明治维新的内外部阻力相对要小很多。英法等国则是由壮大的资产阶级经过了流血革命才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当时力量实在过于弱小。这些条件的不具备使得清朝根本无力无力自主改变自己的体制。二是由于缺乏危机意识。伊藤博文准确地判断，日本无需为清朝的改革而担心，因为随着外界压力的减少，清朝政府内部会重新松懈下来。实际上这种现象也是有民族特性的。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乏在危机之中挺身而出、奋勇牺牲的脊梁，但是在压力消减的和平时期，由于版图壮阔、内陆纵深大、物产丰富，从来都缺少日本民族那种危机感，反而将精力转入宣读圣训和内斗上来。

　　第三，关于战略性与急迫性之间的统筹安排。无论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都赞卢汉铁路的战略意义大于津通铁路，但随着战争压力的迫近，他们也都一致把资源首先调配给津通铁路，可惜大清帝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战略方向把握正确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情况的紧迫性，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短期内偏离战略方向，以应对最迫近的危险。

　　第四，对外策略。关于对外策略，李鸿章和曾国藩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李鸿章说跟洋人交涉，本来打算“打痞子腔”，曾国藩则认为应该用“诚”。洋人并不笨，对清朝的实际情况在某些方面比中国人更加了解，所以与其试图无谓的欺瞒、拖延，不如以诚待之，对话起来才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