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学术史的读后感10篇(4)

　　而那一篇柯庆明追忆笔者乡贤的《那古典的辉光——思念台静农老师》一文，写得真是情深似海，温润厚实中不失潇洒自然，可作为美文读矣。此类文章，能写出如此境味，真是一种功夫。

　　读本书，到王汎森的《史家与时代：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研究》一篇，竟然有了意外的收获。关于乡贤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不可谓少，对其学术历程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但谈到他曾经居住过一年的桐城经历，桐城派文章以及他的桐城亲戚，对其学术的影响，似乎研究得甚少，王汎森先生在本文中用了大量的笔墨论述了桐城这一段经历对其治学、研究的深远影响。文章论述充分，有几分材料便说几分话，不由得你不叹服其结论的严谨。

　　而读本书，也是一个遗憾的过程。每读毕一篇文章，总遗憾无缘、无法亲临课堂、书房，当面聆听教诲，还好有这本《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的学术薪传》，在遗憾之外，能借此书，在深夜的台灯下感受前辈大师的风范、魅力，并致以温情的敬意。

　　二○一二年二月十七日晚，七十七团

　　（《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张春田 张耀宗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定价：39.00元）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八)：师承所在，流风未泯（编者序）

　　师承所在，流风未泯

　　张春田 张耀宗

　　怀旧不应该属于年轻人。事业未成，何事可怀？ 事业已立，何须再怀？但是，对于年轻的学人来说，“怀旧”是一项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工作。它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学术的怀旧不是美化历史的细节，它是一次次历史细节的复活，更是一次次对历史重新的阐述。

　　近三五年来，由于媒体与出版界的推波助澜，“晚清、民国热”、“八十年代热”在大众日常阅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已经非常明显。我们无意去投合这些“热”，但是这些时段及问题本身也是我们自己一直以来所关心的，这些“热”的影响也促发我们新的思考。2010年我和好友季剑青君合作编了一本《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出来以后，反响似乎还不错。当时限于篇幅，自然有不少遗珠之憾，于是希望再编个类似的续集，便有了这本小书。明眼人一翻目录便会发现，虽然说是放眼整个二十世纪学术史，比如收入像邓广铭先生回忆老师胡适以及傅斯年的文章；但是我们选取的文章的作者大多是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就是说他们无论是身居大陆还是成长于港台，基本都是从1980年代开始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崭露头角，相继在1980年代和90年代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陈春声先生在《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一文对这样一个学术群体有过深入的思考。作为那个学术群体中的一员，陈先生将这个学术群体的位置历史化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苏力和陈春生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里面有详细而丰富的讨论。我们所选的这些文章不仅有对师辈的敬意，对学术传承的敬畏，对学术方法的阐发，也有字里行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些文章不仅仅是单一的对师长的敬意，其实还包含了两代人之间的学术对话，学术道路的碰撞、汇流，而这些需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构建语境，将这些温情的怀念，平躺在纸上的宋体字还原成一个个立体的历史场景，一个个生动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那些可能不可再得的历史契机的分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划破矫情的历史诗意，看到一种历史性的师生关系的生成，感受到那些回忆的发自于内心的力量，从而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强”与“突破”的道路。

　　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在最近一次的访谈里面提到的当下人文研究的两个趋势，值得认真对待。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消失。他说：“罗素?雅各比写《最后的知识分子》，他所讲的其实很多都是1970年代的东西，他认为那时候已经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了。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觉得对社会舆论最有影响力的不是学者，而是媒体，尤其是媒体评论人、专栏作家。学者很少或偶尔才对现实问题发言，大家拼着命就是发表论文。这次核危机，也可以看出台湾学者和现实的一个困境，就是愿意以整体而比较宏观的视野来观察、省思一个问题、做一个合情合理的评论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人都变得非常专门。着眼宏观的人，大部分都是写教科书的人，或‘不务正业’的学者及专栏作家，有学问的人反而没能做或不屑做。在我的学生时代，我同我的老师如果能以知识分子来自己期许的话，那就意味着要去做很多事情，要承诺很多事情，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现在如果再这样，似乎觉得你太古板、太老派了。我在台湾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但我总是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应当有公共责任，还是不应该从社会撤离。‘知识分子的撤离’是一个大警句。”

　　另一个现象是作为全球现象的人文心灵的退缩。他说：“整个世界的人文心灵都在退缩，这是一个全世界共通的问题。因为过度竞争，思想、精神层面都会世俗化，往下降低。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很简单，因为你要竞争，你就要有看得见的标准，就要把看得见的东西都统计化、数字化。过去那些属于人文的、精神特质的、地方特质的、传统性的、没法量化的东西，在竞争时就算不进去，就会居于劣势。所以大家都拼命做那些可计算的东西，使自己在竞争中高一点。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往下降。 这本来是以美国为主的，但是现在，这种趋势已经传向全世界。所以，属于精神特质的、带有人的主体独特性的、带有人文学科早期特质的那种东西，现在的处境都很难了。全世界大学的整个气氛越来越紧，以前那种自然而然、悠闲自在研究学问的气氛没有了，每个人都急得不得了，不停地开各种策略会议。当然，与18、19世纪现代大学兴起的时候相比，现代大学的功能增加了很多，但是不能永远增加下去。这都是我对当代人文心灵环境的观察。我很为此忧心。”（《学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汇报》2011年6月6日）王汎森先生所提及的学术的“统计化”以及“量化”，这一方面有可能形成良性的竞争，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些在具体操作层面涉及到学术资源的分配加上社会风气的变化（用1990年代初期的套话来说就是“商品经济大潮对纯洁学术的冲击”，这在当时听起来不免有点“书生气”，有点不知“窗外事”），很有可能导致学术的“山头化”，学术共同体可能变成利益关联体。

　　说今天是一个“大师远去”，学术“碎片化”的时代，大概算不上大放阙词。这并非是简单指责当代学术混局乱相，而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内在的评价标准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在不断地争论、磨合。这其中既有某一学科内部的争论，也有跨学科的争论。不同的学者对于“跨界”作品的评价其实很不一致，这里面的是非不是简单的“态度”问题可以说清楚，或许我们倒是可以偶尔适当抽身其外想一想，为什么“跨界”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里面大概不单单是学术自我生产的需要，更是时代某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与以前的“权威时代”不同，有人可以一言九鼎，争议随之慢慢化解。现在是大家的学术水平可以打个平手，在内心里未必谁就服气谁，最后要么是大家面子上过得去，一团和气，要么就是争锋相对。既然有立场之争，也就难免掺杂着意气之争。本来争论是好事，不必要故作“公允”或者“费厄泼赖”来取消问题意识，可争论一旦被牵扯进所谓的“心机”、“态度”之类的话题里，反而失去了之前的问题意识，这也恰恰是发达的媒体时代给学术论争带来的挑战。 …… 此处隐藏：183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