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有感(2)

　　来了，AI时代：失业浪潮席卷百业，而新增的职位寥寥可数。这不是危言耸听。

　　一个人常年吃福利，会不会变懒变笨，被各种罪恶如吸毒赌博所诱惑?评论家担心这个。

　　有趣的是，UBI在西方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翼，都吸引到一批支持者。右翼希望削减社会福利的运作成本，视UBI为医治“大政府”臃肿身材的一剂良方。左翼则标举其社会主义“乌托邦”传统的平等诉求，将UBI归于国家有义务落实的一项积极权利(人权)。

　　试行全民福利的真正动力，却不在意识形态，而是迫于形势——机器人来了。而最先听到大失业的脚步声的，正是当年忙着把制造业外包出去的那些国家。

　　人工智能，是西方式法治的大敌。

　　繁难的程序、晦涩而彼此矛盾的学说，一如与日俱增的法规案例司法解释，在AI眼里，都是小菜一碟，顷刻便学会了。所有这些法律人引以为傲的知识和身份，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连同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人脉资源，一总被机器取代，成了算法与数据。

　　附丽其上的一切，包括从民国旧法统、苏联和西方搬来拼凑的法律教育，将何去何从?

　　两年前，说AI能办案，恐怕没几个人肯信。今天，AI已广泛介入律所和公检法的工作，失误率远低于人类。机器人律师在其擅长的领域，如法规案例的检索、答疑、立案审察、起草文件和预测诉讼结果，每小时收费，有降至9.90元的。而且，凭借其“暴力学习”能力，业务范围正迅速扩大。

　　所以法律人不能再一厢情愿地无视威胁。司法判断同法理分析所运用的论辩推理或可辩驳推理，对于AI不是难事。接下来，机器人学会裁判文书跟“专家意见”，一键即可海量生产，占领舆论阵地。辩驳就成了电脑间的较量，人类插不上嘴了。

　　唯有敏感的政治性案子，因为规则模糊、打破常规而需要权变，或裁量须因人而异，也许(暂时)还得由人来把关，机器辅助决策。

　　近年强力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法官员额制、立案登记制、“扁平化管理”，看似教条主义“大跃进”;若以AI观之，则客观上未必是“瞎折腾”。

　　大幅削减法官职位，法官助理劳务化(雇佣制)，公检法业务通过大数据归总，统一基准等等，恰是在给机器人办案腾出制度和资源空间。有意无意，跨出了传统司法“安乐死”的历史性的一步。

　　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机器能处理法律事务，实即干预了人类的政治，包括立法执法司法。而人与人合作、竞争、冲突，也必然要用AI来争取利益，营造优势。谁没有AI，或不善运用，谁就处于劣势。

　　问题是，凭什么假定机器人只知给人做事，而不会试图当这世界的主子?

　　人工智能，也是官僚文宣体制的大敌。

　　比如论文代写，欣欣向荣一大产业，小广告贴遍了校园。那是大学被主管部门逼着玩数目字GDP，生产核心期刊论文、省部级课题、智库内参;而炮制这些“成果”恰是AI的拿手好戏。那些拗口难懂“逼格”高、没人读的专业术语公式图表之类，它检索下数据库，“分分钟”就搞定了。

　　市场上，机器写作与翻译刚起步，产品便大受欢迎，如财经体育和突发新闻的生成、法院文书的拟稿、几十种语言的即时互译。前途不可限量。

　　照此进度，大学的基础课、实验室、语言教学和技术培训都交给机器，应是可预期的。粉丝文艺跟官媒宣传也不难;受众的思想意识和趣味，早已习惯了智能终端的商品化规训。将来，机器人作品领导时尚，消费者摹仿还来不及呢。

　　我们现在一些社会和经济政策，往往脱离实际。其基本估计，还是原教旨的“市场配置资源”遭遇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而非面对大失业，及随之而来的全民福利“刚需”，这样一个相反的前景。理论上，则迷信技术为中性工具，可以放心交给市场(读作资本)去生效益(赚钱)。但稍加考察便会发现，AI带来的巨大风险，如大规模军事化、灾难性事故和个人信息的买卖/诈骗，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主体”，“经济理性人”，根本无力应对的。

　　安顿失业人口，改革税制(盖茨建议向机器人征税)，大幅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不均，这些任务只能由国家承担，统一计划，统一实施。这就不免要违犯几条西方经济学教义，亵渎几样“神圣”的东西。

　　例如，今天“不断完善”中的新法治，按官方宣传，是给市场经济护航的。就是说，一切符合资本意志的利益交换均可市场化，视为合法交易，而相关法律即以私法为基础。前提是人格抽象平等而产权私有(故谓神圣)，人无往不在契约之下(名曰自由)。然而，这市场神话被机器人戳穿了。现实是，智能终端/数据挖掘已经覆盖我们的生活，支配着太大的利益，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故而其研发应用同日常交易，都需要第三方即政府的有效监管。毕竟，商家可以合法推脱许多社会责任，甚而钻法律的漏洞。但政府依法必须对人民负责，并接受公众问责。

　　于是，AI超越了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将政府规制即公法带进私法领域，从而不可避免地遏制了市场经济。我把这一历史过程归结为市场向计划的靠拢，或私法向公法的演变。伴随AI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入侵”，不用多久，所有私法问题都会转化为公法问题，即变成国家同企业、公众和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根基，放在中国，便是人们常说的那个“特色”之本：党群关系。

　　历史地看，人机伦理的难点，不在机器智能的强弱，或抽象意义上的人机融合/共生。运作AI的市场与市场主体(个人)，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充斥着私利、欲望和价值诉求的。问题的核心，于是指向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全盘改造。这意味着，又一次，我们将不得不回到哲学的根本，拿出勇气，发动对网络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这一次，我想，化用一句霍金的名言，有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次自我批判。

　　进入新世纪，许多前沿科技都有灾难性风险管控问题，像基因工程、纳米技术。但比较而言，最受关注还是AI。

　　为什么?

　　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智能化了，一分钟也离不开网络。

　　学者跟智库建议不少，提出种种预防措施，如：建立项目参与者和公司主管的宣誓制度，承诺不研制、不生产、不保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研发透明，接受“Open AI”的伦理准则;公布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及执法情况，由国际组织定期检查。政府要采用更严格的责任认定，并通过立法和市场机制(例如保险)，迫使公司对研发危险产品或技术的后果负责。对于有巨大潜力造福人类，但不宜流入市场的产品技术，则依靠国际合作与公约控制。至于那些极度危险、难以管控的，就应当销毁，禁止研发、生产、储存和使用。 …… 此处隐藏：88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