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辨析

中华传统文化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辨析

刘先江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将人置于至尊至重的地位，人类的一切活动与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而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或者说是前者的自然的要求。因此，深入挖掘、整合“以人为本”的传统资源，对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以人为本”最先是由管子明确提出的，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但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却可以追朔到周代，是对殷商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的一种反动。在殷商时代，人类刚走出蛮荒状态，对天地自然界的巨大力量深怀敬畏与恐惧，人们笃信鬼神，听命于“天命”。一切以“天命”为评判的标准，一切听从“天命”的安排，“天命”成为最高的主宰，完全支配着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生活。国事家事天下事，一切都通过“占卜”来做决定，听天由命。尊崇天命必然导致宿命论，人在天命鬼神面前是渺小的、无助的，人成为其附庸，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在对日常生活、人生命运以及政权更替等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中，在殷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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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暴、无知和贪婪及其王朝的覆灭中，周人对天命鬼神观产生了怀疑，开始感觉到“天命靡常”，“天不可信”，逐渐地认识到了天命鬼神的虚无，因此，敬天不如“敬德”。（《尚书·周书》）从此，人们对天命鬼神的神秘性与恐惧感开始消退，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自身，投向“人”本身。

第一个发现“人”，并真正把“人”从天命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是孔子的功劳。孔子的儒学是以“仁”为中心，以“仁”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而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这是仁的真谛。它包括“忠恕”两方面的要求:“忠”即要求从积极的方面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恕”则要求从消极方面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说：“仁者人也”。人的本质是“仁”，人之为人，不仅在于他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他具有社会属性。“人性本善”，都具有“仁”的道德本性，反之，那些丢弃了“仁”的本性，损害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人，则与禽兽无异。可以说，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或者称其为人本主义的“仁学”，当是很中肯的。孔子开创的“人”学得到了后世儒家和其他各学派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永不枯竭的源泉。

为什么要以人为本呢？这是由人的地位使然。首先，在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中，人是宇宙的中心。《周易》认为，天、地、人是构成宇宙的三种基本的物质材料，所以称之为“三才”。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从这种直观的认识中，不仅得出人是整个宇宙的构成部分，而且处于宇宙的中心，人是天地化育的结晶。儒家学说吸纳了这种观点，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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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出：“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 “天地之性人为贵。”（《白虎通义》）这样就把人从茫茫的天地宇宙之中突显出来，人并不是由天命所完全决定，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天地之精华，是宇宙的主宰。既然这样，就应该关注人，重视人，而不要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供奉天地鬼神之上，孔子强调，“未知生，焉能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对待天地鬼神，最好是“存而不论”，“敬而远之”，因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其次，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乃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中说：“惟人为万物之灵。” 其后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从人乃“五行之秀气”，（《礼运》） “唯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到董仲舒的“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再到欧阳修的“人者万物之最灵也，”于是一个来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既秀且灵 ，既高且贵的人就活跃于天地之间，最终成就了一个大写的“人”。至于人为何能居于万物之上而与其他动物具有本质的不同，这主要在于人能群。“(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可见，人天生是群居动物，“人之生，不能无群”。然而，群居的动物又何其多，为何只有人能异于其它？这是因为人能有“分”，如果“无分则有争，有争则有乱，有乱则必穷。”（《荀子·非相》）而人之所以能“分”，则是因为人所固有的“智”的缘因。《释名·释言语》中说：“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知是非，知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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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你我，然后才能“分”。“分”又是“礼”的内核，是“礼”的主要功能。反过来说，有了“智”，才有“礼”，才有“分”，才有“群”，然后才有“人”。正是人的智慧，赋予了宇宙以生机和活力，证明了自己的创造本质和存在的理由，从而彻底打破了天命、鬼神等创造世界支配人类的谎言，理直气壮地论述了人是万物的主宰，宇宙的中心。

二

在中国，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以民为本。在西方，由于基督教文明中存在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上帝创造了人，对人享有绝对权威，因此，上帝与人的纵向关系便始终是基督教关注的首位。而在中国，则没有相应的人格化的上帝，也没有任何相应的神，这使得中国的先哲们不热心对天人关系做纯思辨性的探讨和争论，而是充满着对现实的关怀。他们不重视思辨理性，而热衷于实用理性，在他们眼里，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他们思考的注意力便越过神而直接投向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最重要、最突出的关系当然是君民关系，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于是在中国先哲们的论述中，天与人，君与民这些对应的概念总是缠绕在一起。在他们眼里，没有抽象的“人”，而只具体的“民”，“人”与“民”几乎同义，“人”就是“民”，“民”就是“人”。因而，“以人为本”就为“以民为本”所取代，天与人，君与民的双边关系也就演变为“天”、“君”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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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边关系。以民为本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多边关系中得到论证与说明的。

“民”在儒家思想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天”和“君”的基础和根本。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在这里，“天”和“君”的存在是为民服务的，是以民为目的的。“民”有时甚至超过了“天”和“君”，“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春秋左传》）当然，儒家并没有完全贬低天，而始终认为天道、天理、天意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但天道、天理、天意只能通过民心、民意来表达，这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就是民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作为君王则必须服从天意，顺从民心，否则，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替天行道。从而勾画出一幅天与民共同制约君主的理想的政治图景。于是才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上·第十四章》）的豪言壮语，同时又谆谆告诫君王：“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 …… 此处隐藏：480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