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东方体育的隐忧

文明的冲突与东方体育的隐忧

胡小明

Professor Hu Xiaoming

College of Sport Science of South-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 P.R.China

１９９３年夏，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后来，他又发表一系列文章，并于１９９６年结集成为一部专著，书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认为，世界新格局的决定因素在于八大文明。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差异是人类各种差异中最根本性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来主宰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美国“911”事件之后直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种理论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体育理论研究者对此保持了漠然的态度。如果不是古柏先生寄来亨廷顿近来发表的《再论文明的冲突》（《新华文摘》2003.5）一文并命题作文，这种漠然态度可能会维持很久。

文明是人创造的，具有超自然性，是人类独有的现象，是自成一体的实体。体育显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这一人类群体而创造，并由这一群体而承载，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养生健身活动，正是中华文明赋予中国人身体活动，靠社会传续和推广，体现东方体育的文化之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体育的传入中国，代表东方文明的传统身体文化不可避免受到压抑。所谓“土洋体育”之争，也可以视为文明的冲突在体育领域的反映。

文明之间的冲突往往是由于不理解或误解引起的。文化具有族群性，世界上各族群的文化均有自己的特点，各民族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均不相同，各有特色，使我们在引进西方体育时必然要将其文化理念拒之门外。“土洋体育”的此消彼长，冲突与交流，是一个远远没有终结的漫长过程。然而，事实上东方体育长期处于濒危性劣势，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除极少的一点点正在被改造成单纯的运动项目，其文化内涵几乎丧失殆尽。

西方近代体育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有雄厚的科学技术手段支撑。它借助强大的政治经济杠杆向生产方式落后地区渗透，成为当代体育的主流。面对西方体育文化水银泻地般汹涌的传播，东方体育节节退让。百年的引进和吸收，我们消化良好，在器物层面多处达到世界一流，甚至把一些运动项目搞得普及程度颇高，如乒乓球就成为“国球”。这虽然无可厚非，但总是离传统的东方文明有些距离。

毋庸讳言，现代体育是从西方文明中生长出来的，它最大的优点是科学化程度高。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强国强种的工具在技术层面上全盘接受，是相当自觉自愿的，甚至不惜放弃民族传统体育及其文化内涵。尽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体育史还称西方体育的传入是“文化侵略”，但很快就作为一种过时的阶级斗争观念而扬弃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挥动政治工具的大旗，即便改革开放多年，也绝不让西方体育在文化观念的层面上占主导地位。这样，就使当代中国体育的

文化根须既不能涵养于东方文明之中，又难以汲取西方文明中已为人类大多数认同的人文精神，为其未来的发展带来隐忧。

当从工具理性回到价值判断，我们找不到自己的文化理念，中国体育在确定战略发展方向时是悬空的。

好在亨廷顿先生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中说了一句中肯的话，他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回归自己固有的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现代化可以加固现存的传统文化，使文化间的差异永远共存。如此看来，中国体育需要从意识形态取代价值观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回归具有东方文明特色的文化价值观。

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由于历史不同、自然和人文环境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价值观念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一切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价值标准，各民族的文化在价值上无先进与落后之别；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应该由该民族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评判，而不应该把其他价值标准强加于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价值，各国、各民族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各自的文化。应充分认识文明或文化的相对性。这是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的整体观和相对论。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体育的文化层面上削足适履，迁就和依附西方文明一切方面。

换言之，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大讲政治文明，中国体育要及时憬悟，不但要敞开怀抱接受体育中人类文明的营养，而且还必需寻求东方文明的滋润。

过去，中国体育摈弃传统文化的积淀，又要抵御西方文化的核心观念，因此只能尽量在器物层面学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方法、设备器材，以及部分管理手段。中国体育的发展目标，也只能放弃文化理念，成为简单的量化指标。

中国体育界对于体育的发展目标，潜意识的简化能力是很强的。先是把有关身体的教育文化简化为体育，然后置换为竞技运动，再浓缩为金牌，最终通过制定战略而指向标志性成果——奥运会金牌。

甚至有学者在高规格体育理论研讨会上公开把体育与金牌划等号，进一步强化锦标观念。大众传媒对所谓金牌榜、第几集团的渲染，吸引举国上下的眼球盯着奥运会金牌，以此论英雄、以此论体育的成败、甚至以此论体育的社会发展目标和文化属性。这不仅带来隐忧，也是隐患。

如果仅仅停留在按西方文明制定的游戏规则玩最精彩部分的层面，中国体育作为代表东方文明的主角，显然不足以适应亨廷顿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中预言的未来：“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一旦文明的冲突在体育里展开，我们很难逃脱束手就擒的结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我们将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后的日本人一样，不得不重新认识金牌对于体育的文化价值，不得不重新考虑体育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

认识中国体育的文化属性，本身就是现代化的过程，需要寻根，也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中的普适性成分。发掘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东方体育价值观，汲取西方体育的人文精粹，重塑造中国体育的文化价值观，真正在2008年奥运会为世界留下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才能从容应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体育文化导刊，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