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美_从明心宝鉴两本西班牙黄金时期译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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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方遇見東方─從《明心寶鑑》兩本西班牙黃金時期譯本看宗教理解

下的偏見與對話

劉 莉 美

摘 要明末通俗讀物《明心寶鑑》內容網羅百家，雜糅儒、釋、

道三教學說，是流傳海外最古早的中國童蒙書、善書之一，由

天主教教士高母羨（Juan Cobo）於一五九二年前譯成西班牙文，

後於一五九五年被帶回西班牙獻給王子斐利三世，此抄本目前

一部譯為西方文字的漢文古籍。十七世紀時，另一位西班牙籍

的天主教宣教士那瓦雷得（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同樣

地翻譯了《明心寶鑑》並附加評註。

鑑於兩位譯者的宗教背景和不同時代的文化境遇，筆者將

評析這兩份西班牙文譯本中，因譯者不同宣教策略所產生譯文

語言轉換的偏見與因十七世紀「中國禮儀之爭」所引起的對比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與基督教「聖經文化」的相互對話。

關鍵詞：《明心寶鑑》（Beng sim po cam; 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高母羨（Juan Cobo），閔眀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西班牙文黃金時期譯本（Traducciones castellanas del 本文93年7月31日收件；93年10月31日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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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lo de Oro），童蒙書、善書（Libro de aprendizaje y de la virtud），

中國翻譯史（Historia de la traducción de chino）

※ ※ ※

東西交通史上，西人大量研讀我國文化可追溯到十六世紀時天主教教士的東來。這群早期東渡以勸人信道入教為主旨的傳教士，為深入了解當地文化和溝通中外思想，開始研究我國經籍並翻譯介紹到歐洲國家。因此，許多文化解讀下的種種偏見與對話便肇始於此一時期西方基督宗教思想與東方傳統文化的交集相遇之中。本文嘗試從十六世紀時第一部譯為歐洲文字的漢文古籍《明心寶鑑》的西班牙文譯本分析「宗教理解下的偏見與對話」這一主題。《明心寶鑑》是流傳海外最古早的中國童蒙書、善書之一，由天主教教士高母羨（Juan Cobo）於一五九○年前後譯成西班牙文。之後，同為道明會

（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8-1689）也於十七世紀時翻士的那瓦雷得1

譯了《明心寶鑑》並附加評註。由於兩位譯者的天主教背景和不同時代的文化境遇，從他們西班牙文譯本中語言轉換所產生的偏見與對話，我們可以看見西方探究東方傳統社會的第一次接觸和嘗試中的文化交流現象。

一、《明心寶鑑》介紹

《明心寶鑑》這本不見經傳的明代通俗讀物之所以能同時成為兩位西籍宣教士不約而同的翻譯對象，並且還是中國翻譯史上第一部譯為歐洲文字的漢文古籍，其緣由實與本書綜合性質、內容及其流傳史有關：《明心寶鑑》援引經史百家佳言粹語，以《論語》等儒家經典為主，兼及佛、道等通俗書籍之法語（鄭阿財1991: 269由於全書集錄大量古代與當代民間流傳諺語，可說是明以前通俗諺語之集大成。因為這點通俗特質，該書不僅盛行於中國本土，並伴隨明代的海外移民流傳於鄰近國家，譬如：菲律賓、日本、韓國等地。是故，高母羨和那瓦雷得這兩位相隔近一個世紀的西班牙籍道明會宣1 許多中文文獻使用譯名「閔眀我」，但因易與另一位同使用此譯名的耶穌會士 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9-1711）混淆，故筆者採音譯其姓「那瓦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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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共同選擇了這本不單以儒家思想為格局，且具中國文化多面相的民間通俗讀物為研讀對象。一般咸以為，儒家典籍是最早譯為西文的中文書，如一六六二年科斯達（P. Ignatio a Costa Lusitano）和殷鐸澤（Intorcetta）的《論語》拉丁文合譯本，2然而，根據前文所指出中國翻譯史上第一部譯為西方文字的漢文古籍卻是不見經傳的明代通俗讀物《明心寶鑑》。

法國漢學家柏希和（Paul Pelliot）一九二九年於《通報》（Toung Pao）中首先撰文介紹天主教教士高母羨（Juan Cobo）於一五九二年前在菲侓賓，將《明心寶鑑》譯成西班牙文並在譯本裡附上中文對照，此抄本目前由西班牙馬德里國立圖書館收藏。論及此《明心寶鑑》抄本的重要性，除為第一部中國西譯書籍外，尚有下面兩點：第一，今日可見各種版本的明代文學作品《明心寶鑑》，時代最早者，當推高母羨譯本中所保存的中文手抄本，其年代1993: 272）。第二，高母羨採取閩南語音譯的方式紀錄書中的專有名詞，如書名、人名及難以意譯的部分；這批音譯材料可算是閩南語羅馬字母化的先鋒，在閩南語文獻及記音方式上有其歷史價值。「從中西文化交通史的角度來加以評價，無疑的佔有極崇高的

。 地位，在漢語方言史上是一本值得一提的重要書籍」3（王三慶216）

二、天主教「適應策略」與中國「禮儀之爭」

自明末以來，因歐洲國家的海權擴張與天主教會的傳教活動，中西文化始出現近代頭一次的大規摸接觸。而中國經籍的西漸也以十六、十七世紀西方宣教士的研究與譯介為關鍵時刻。早期宣教士為了吸引文人和士大夫的認同，提倡「適應」說，意即吸收和迎合當地文化思想、風俗與習慣，並借重當地傳統先哲言論以證實傳入的教義與他們先輩的遺訓是可相互融會貫通2 馬德里皇家圖書館收藏本編號 II/2665，書目SAPIENTIA SINICA（中國智慧）：Exponente P. Ignatio a Costa Lusitano / Soc. Ies./ a P. Prospero Intorcetta siculo eiusd. soc. / ORBI / PROPOSITA / [escudo] / Kiam si, 1662.

3 例如高母羨將孔子和孟子的閩南語音以古西班牙文譯為 “Conchu” 和 “Benchu”，其他有關抄本中中文譯名對照表，參筆者《明心寶鑑》西班牙文版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 (Madrid: Letrúmer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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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明心寶鑑》譯者高母羨就是用此「適應」策略詮釋中國文化，他因襲中古天主教適應希臘哲學的經院文化傳統，仿照中古神學家聖阿奎諾（S. Thomas de Aquino, 1225-1274）結合亞里斯多德（Aristotelis）、柏拉圖（Plato） 的哲學和聖奧斯定（S. Augustinus）的神學和天主教信條，使之融合為一。就時間先後而論，高母羨實早於耶穌會利馬竇為西方天主教「適應」中國傳統儒家的先驅。除了方便於宣教，高母羨的「適應」策略背後也有其政治目的。因當時有部份耶穌會教士為達到宣教目的，力主以武力入侵中國，高母羨為說服西班牙國王不當以武力入侵中國，於是嘗試揉合天主教和中國傳統思想體系，將中國典籍中的「上帝」和「天」均譯為基督宗教的「上帝」或「天主」（Deus），以此證明中國文化與天主教信仰並無衝突，不須以武力征服。

然而這抽象概念的翻譯方式，引起許多後期傳教士的質疑與反對，以至於造成綿亙逾百年的「中國禮儀之爭」。此爭議的緣由可追溯到，當耶穌會士利瑪竇入華時即成功地使用此策略傳教，但在利瑪竇過世後，接續其掌理中國教務的龍華民（Niccolo Longobardo）便發起反對「適應」的宣教方式：他不贊同耶穌會士們容忍中國教徒祀孔 …… 此处隐藏：1115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