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依法行政与法制建设的提案

关于依法行政与法制建设的提案

关于加强依法行政与法制建设的议案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国内外环境越来越复杂，社会矛盾有所增加，网络媒体成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对行民主法制和依法行政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加强依法行政和法制建设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某省一姓赵男子，1986年出生时父亲给他起名“赵C”，这个名字用了二十多年，2008年更换二代身份证时，派出所让他改名，理由是公安部内部文件规定名字中不能有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等，赵C不同意，起诉到区法院。依据民法通则，公民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自己的姓名。由于公安局的规定是内部文件，于是又拿出了一个公安部正在起草的姓名登记条例，但这两个都不是正式法规，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公安局是违法的，要求公安局在30天内给其更换二代身份证，赵C一审胜诉。

这个案例说明，政府的行政行为一定要有有法可依，依法行政。推进依法行政，首先就要有法可依。虽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行政法领域到现在还有两部最重要的法律没有制定，即《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导致在行政执法领域中，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甚至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是支架性法律。1982年，我们发布了《国务院组织法》，这个《组织法》只有十

关于依法行政与法制建设的提案

几条，不仅规定的太简单、太笼统，实施过程中也往往被其他一些文件所取代，所以组织法一直是行政组织改革中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2005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行政体制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时，就提到完善行政组织法的问题。每五年搞一次机构改革已经成为一个惯例，等于说刚刚制定出来就要修改，如何保证法律的稳定性、长期性呢？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讲是个难题，我们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制度、包括行政职能都在不断的转变，如果通过法律把编制、机构、职能都固定下来，就不好调整，更不好改革。所以很多人还是说“三定方案”好，但是“三定方案”毕竟不是法律，它是国务院的文件，虽然对行政机关有约束力，但毕竟不是法律的刚性约束力。而且所谓的“三定方案”在某些时候是很容易被突破的，职能的调整，机构的升格、降格，编制的增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使得我们的行政组织缺乏一定的法律保障。日本的法制很完善，日本的每个行政机构都有相应的组织法。美国也一样，“911”后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专门的国土安全法，用来规定国土安全职能。所以说，用法律的形式来制定政府的职能、机构是科学的，这是一个有益的经验，我们应该汲取。

另一方面，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2008年湖南省政府制定了《行政程序规定》，约束湖南省各级政府所有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是地方政

关于依法行政与法制建设的提案

府规章，但它开了一个先例，就是用规章的形式规定了行政程序，把所有的行政活动都用完整的行政程序加以约束。温家宝总理说，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体的民主。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和结果的公正。程序很重要，但不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是法定的程序，用法律的形式把程序规定下来，程序才是有效的。有人说，我们没有程序法，机构运转的也很好。事实上，由于缺乏法定程序，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影响了行政公正。北方某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吊销了一个出租车公司的执照，为了避免使用行政处罚法，在吊销执照的时候，把“吊销”两字改成“注销”，就回避了使用《行政处罚法》，因为《行政处罚法》规定，“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需要履行听证程序。而用“注销”，就不用履行程序了，这就是规避法律的行为。其实《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后，很多单位把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改为“非行政许可”的审批，有的改为核准，有的改为备案，有的改为意见书、合格证书等等，目的就是要规避许可法规定的许可程序。我们的行政立法与行政实践之间，总是上演“猫捉老鼠的游戏”。应当承认，我们中国人规避法律的能力很强，所以，很多行政立法、行政程序的规定都被架空了。就像我们虽然制定了《物权法》，但阻止不了大规模的违法拆迁。从这方面讲，我们必须制定《行政程序法》，统一行政程序的规则，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必须按照最低的程序标准来进行。行政机关要有一个最低限的程序规则，在做出决定

关于依法行政与法制建设的提案

之前要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要告知当事人事实、理由和根据，做出决定后必须书面送达，包括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等程序规则都需要写进程序法，使行政机关很难规避。

综上，本代表针对我国行政法治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议着手制定《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形成行政法律体系，在行政执法领域，完善有法可依的前提条件。

二、建议出台行政执法配套措施，严格执法程序，充分贯彻权、责相统一的原则，健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执法机制。

三、建议推进民主法制建设，重点体现执法效果，贯彻违法必究的责任机制，做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