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家的黄昏：泰戈尔和伍尔芙

理想家的黄昏：泰戈尔和伍尔芙

理想家的黄昏

作者： 孙歌 文章来源：网友推荐 发表于2003-6-23 11:29:11

大半个世纪之前，泰戈尔站在日本横滨郊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知道在荣誉失去尊严和先知者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时，在淹没一切声音的声音就是市场的喧哗时，一个人在一群身强力壮的竞技者当中被称为理想主义者是多么危险。然而，有一天我站在横滨市郊的时候，我撇开它那五花八门的现代市容，注视着你们南面海上的落日，感受松林覆盖的群山中的静谧和庄严。同时雄伟的富士山在金色的地平线上逐渐显得暗淡，就像被自己的光辉衬托得暗淡的上帝一样——通过傍晚的寂静，涌出永恒的音乐，我感到天空和大地与黎明和黄昏的抒情作品是属于诗人和理想家的，而不是属于那些粗暴地轻视感情的市侩。人类在忘记自己的神圣之后，将重新记起上天经常与人类的世界保持接触，绝不能把人类世界放弃给现代这些厉声嚎叫、酷嗜人血的豺狼。”

请不要告诉我泰戈尔是个诗人，也别说他这种感情背后深藏着印度文化追求和谐的精神；我阅读这段话语感受到的震撼，绝非来自上述这些理由，这是因为，泰戈尔的这段描述是他1916年在日本发表题为《日本的民族主义》的讲演的结尾。当泰戈尔面对这和谐美丽的黄昏时，他脑际里浮现的却是从西欧席卷东亚的民族主义风暴。

在本世纪初的那段日子里，日俄战争的胜利为东方有色人种带来的喜悦是我们所无法体验的。直到1924年孙中山访日谈论“大亚洲主义”的时候，仍洋溢着这种喜悦的余绪。这种喜悦反衬着的，是亚洲有色人种对于近代欧洲日益膨胀的世界霸权的忧虑和反抗，也是亚洲人对于自身现代化途径的认真思考。日本在当时被视为亚洲面对欧洲而奋然崛起的象征，部分来自于日俄战争的胜利，部分也来自于它所采取的以学习西方为基调的富国强兵政策。然而无论是泰戈尔还是孙中山，他们都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认识东方的现代化和亚洲对抗西方的现实性问题，当他们在日本谈论东方的现代化的时候，同样透射着对于日本现代化方式的怀疑和警惕。

泰戈尔说；“你能向别人借来知识，但是你不能借来性格。”他不相信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东方强国是由于它模仿西方。因为泰戈尔深信生命是不能模仿的，文化是不能移植的。在日本喧哗的现代胜利背后，泰戈尔力图发现的是“它深厚的人性，它的英雄主义和美的和谐一致，它的深刻的自我克制和丰富的自我表现”；而不是它对于功利的追逐。

据说当泰戈尔在日本的神户港上岸的时候，这个直接接触西方的代表性港口以及它的西式建筑惹起了泰戈尔的不快。这种不快一直持续到他坐的火车驶过静冈，一群年轻的僧侣手执香火迎接他的时候才总算消解了。所以，当他在讲演中谈到“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人并不需要现代化，正如真正勇敢的人不是吹牛家一样。现代主义并未穿上欧洲人的服装，也不在欧洲儿童上课时被拘禁在里面的那种令人讨厌的建筑物里，------真正的现代主义是精神的自由，而不是趣味的奴隶”的时候，他对于日本现代化浅薄之处的厌恶溢于言表。

然而日本毕竟寄托着泰戈尔对于亚洲弱小民族获得解放的希望，他甚至说“亚洲将用你们的声音回答欧洲向人类提出的问题。”在泰戈尔眼里，日本是东方进行现代化实验的场所，它应该提供使亚洲然获得自信、挖掘自身生命和力量的样本。他呼吁东方在有机器的地方注入生命，用人心代替冷漠的功利，不那么重视权力和成功，而重视和谐和富有生气的发展，重视真和美。

泰戈尔是个理想家，但他不是那种被人在道德层面浅薄而空洞地谈论着的理想主义者。当他谈论美与善、人道与自由的时候，他并非在玩弄抽象观念，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面对着的是怎样一种强势话语，而他也比任何人都自觉地表现着对于这种强势话语不妥协的抵抗精神。

理想家的黄昏：泰戈尔和伍尔芙

这种强势话语，就是西方现代性所依附的西方民族主义观念。

泰戈尔并不是个反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在他眼里，印度历史不属于一个特定的种族，而属于一个创造过程，世界上不同的种族为它作出了贡献。英国也在忠于这个历史。所以，当泰戈尔谈论民族的时候，他不是在替处于弱势的印度伸张正义，而是在谈论人类的生存方式；同时，泰戈尔眼中的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他尊重西方精神理想和它所缔造出的文化传统，抨击西方民族主义对于西方精神的背叛：“当西方的精神在自由的旗帜下前进的时候，西方民族却在铸造它那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无情和最牢固的组织锁链。”“我们也从未遇到这样可怕的妒忌，（民族）它们互相张牙舞爪准备撕裂对方的心脏。”这个由近代的理性和科学装备起来的西方民族，把它的自私和冷漠，把它的骄傲和残暴推向东方，伺机把异己置于绝境或消灭它们。

与今天大量的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性文字不同，泰戈尔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不是在它的内部进行的，而且也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理想分析方法。换言之，从形式到内容，泰戈尔都拒绝进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系统。当这样的拒绝以拒绝东方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结为基点的时候，泰戈尔既是自己与那些浅薄的东方民族主义者相区别，又使自己的民族主义批判有别于来自西方现代性内部的批判，从而暴露了后者理性分析框架中最致命的问题。 泰戈尔说，在印度有些地方保留着在特定日子里禁止寡妇吃饭喝水以示虔诚的习俗。他并非以“没有理性”、“迷信”为标准批判这种习俗，相反，泰戈尔认为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是说明西方现代理性实质的最好例子：“这种完全不真实的抽象的虔诚，使个人的道义感完全泯灭”，“这些概念是我们的智力的产物，因为它们是逻辑上的分类，所以它们能够轻易地使个人在它们当中消失。”于是，泰戈尔解构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揭示了理性与迷信在“抽象”这一点上达成的共谋关系。

这正是泰戈尔批判民族主义的基点。他看到科学的组织与理性的效率如何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把这种“智力的产物”转变为新的迷信，如何通过民族自我崇拜把最邪恶的利己主义计划付诸实施。他看到，个体生命的尊严如何在那些“迷信自己有自由的人民”中被消解掉，又如何成为利润和权利的牺牲品。而泰戈尔根深蒂固的疑问是，以复杂的个人被消解而产生的现代民族主义，是否只能以同样的方式与其进行对抗？换言之，日本迅速组织起来的现代民族，是不是应该视为东方回应西方民族主义挑战的成功范本？

泰戈尔最终未能在日本找到他所希望找到的东西，相反，他看到日本正以西方民族主义的动力作为它自己的动力，“它的社会理性正败于政治手下”。他同样看到，西方对东方国家进入民族舞台怀有强烈的恐惧，因为这对它形成了威胁。于是，无论在西方还是日本，泰戈尔都不能不在身强力壮的竞技者当中充当理想家的角色，对他们谈论横滨郊外那只属于诗人和理想家的黄昏；出于对“抽象”的遮蔽性和它消解人类同情心恶果的敏锐洞察，泰戈尔在黄昏的和谐中看到的是一种真理：“它培育了一种内在的知觉——一种视觉，一种在一切有限事物中看到无限真实的视觉。”这种视觉帮助泰戈尔看到东方爱与美的生命本体，又看到印度问题的复杂性——泰戈尔绝不是个高唱理想主义的空想家，他的理想建筑在透彻的现实分析上：他指出，西方的历史不能成为解决印度问题的根据，赶走英国人这种西方式民族主义的目标只能在思想上解除对国家的责任感。

泰戈尔的理想主义在日本被视为“失败的人民的诗篇”。对于志得意满的日本人来说，指出西方现代理性和科学会消 …… 此处隐藏：5762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