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阿多诺逝世50周年

纪念阿多诺逝世５０周年

主持人　谢永康

【主持人语】：

１９６９年夏，阿多诺逃出了左派学生运动的喧嚣，却无法回避现实事件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冲击。虽然已反复向学生和公众澄清批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否认其与行动主义的直接关联，但在学生们看来，这些开脱之词，比起《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中否定、反抗、反体系等激进表述显得苍白无力。所以运动的矛头很快转向其本身的精神源头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领导人阿多诺。然而阿多诺的突然离开，似乎让这场运动失去了最重要的当事人和最后的挑衅对象，只剩下意义的空虚和失望。象征性的行动在冷酷现实面前的失败似乎是注定了的，而自此之后，欧洲知识分子的批判激情就转移到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方向去了（霍耐特语）。

后来的学派成员，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霍耐特，其超越性努力中都包含一个“告别阿多诺”的步骤。在他们看来，告别阿多诺就是告别激进的过去，也是告别意识哲学最终无法走出的死胡同。２０１８年，８９岁的哈贝马斯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康德＋黑格尔＋启蒙＋去魅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但也不忘加上一句，“尽管没有一丝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的意思”。这又让人不得不揣度，等号后面的位置上或许也可以是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在他眼里或许仍然是学派发展的一个选项。事实上，阿多诺的影响力从未因“告别”而真正成为过去。不仅整理保存阿多诺的思想遗产的努力在其学生中间从未停止过，学派内外也不时响起“回到阿多诺”的呼声，范围覆盖阿多诺生前工作过的几乎所有领域。

阿多诺进入中国学界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从最初尝试性的零星译介，到经英语学界广泛传播美学和文化批判理论，再到其核心著作和核心思想的“深度犁耕”和系统阐释。自２０００年前后开始，中国阿多诺研究者逐步跟上欧美学界的节奏，不定期推出各种形式的学术纪念活动，也会照例回顾、反思和展望阿多诺研究的成果和方向。一般而言，阿多诺哲学研究者大致有两个致思方向：一是着眼于断裂性，将其视为传统哲学精神的激进颠覆者，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但又因为其激进的否定性而被视为“范式转型”的失败者；一是着眼于连续性，复原否定辩证法的问题史，表明其对传统问题延续和推进，尤其是力图从否定和悲观话语中发掘出肯定性的规范内容。

应该说，第一种研究进路因哈贝马斯的阿多诺批评而为人们熟知，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期望在阿多诺哲学中获得肯定性的内容，也越来越倾向于从哲学史核心问题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阿多诺哲学。本组文章有三篇就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谢永康力图追溯启蒙辩证法中的道德哲学问题，表明启蒙的道德中包含着的善与恶的辩证法，事实上根植于康德为代表的启蒙时代道德哲学之中；魏琴则呈现了启蒙辩证法中主体的内在张力，表明阿多诺所揭示出的那种因恐惧而产生的启蒙主体，内部充满矛盾，而这却为确立一种新型主体提供了可能；李菲着力发掘启蒙辩证法与近代神话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表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首次正面展开了理性与神话之间相互纠缠的历史，并指出正是神话学的要素为阿多诺晚年的美学理论暗示了方向。另两篇文章主要是探讨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李乾坤首次在汉语学界披露了阿多诺生前写下的《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文稿，结合霍克海默早年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勾勒出阿多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的历史条件下所理解的批判理论的诸多特质。按照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看似最为纯粹的认识理论之中也隐含着意识形态。因此，侯振武和黄亚明试图按照这一逻辑在《认识论元批判》中发掘出唯心主义认识论隐含的法西斯主义内涵，表明其对“第一者”的追求和排他性体系建构的社会根源。这一组论文可以说代表了汉语学界对阿多诺研究的最新成果，希望对推进阿多诺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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